第7版()
专栏：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目前必然存在将来一定消灭
许征帆
已经发表的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问题的讨论文章中，有少数人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绝对化，认为这种分工是万古长存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消灭不了；又有一小部分人，把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简单化，看不到社会主义阶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必然存在的事实。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和差别的产生、发展和消灭是有其客观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制约的，而且与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企图永远保留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是办不到的；想在现有的条件下立即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同样也是办不到的。只要我们认真地考察一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与区别，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必然存在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定要消灭的。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它有着自己的过去——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自己的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地决定在它那里既会有资本主义的某些残余遗留着，又会有若干共产主义萌芽滋长着。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特点：造成差别在一定时期必然存在的某些条件与必将导致消灭这种差别的种种因素互相交错着、斗争着、辩证地统一着。
在阶级社会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表现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对立。这种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这种对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得最为尖锐。原因是：在那里广泛使用着的属于资本家所占有的机器，并没有减轻工人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反而把他们变成自己的附属物；在那里，一无所有的，按小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工人，为了不至于享受“挨饿的自由”，不得不牺牲自己多方面的精神与肉体能力，成年地甚至终生地重复某一单调、机械的动作；在那里脑力劳动成为工程师、技师、学者等专门人员的特权。科学脱离劳动而为资本服务。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被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取而代之。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在粉碎自己身上的资本锁链的同时，也把知识分子从金钱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给他们开辟了为人民服务的广阔的道路，促使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对立的逐渐消灭。然而对立的消灭却不等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归于消灭，由于以下四个原因，这种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会存在着。
首先，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使劳动人民知识化，这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办得到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完成这个任务，甚至比实现“知识分子的劳动化”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劳动人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从旧社会打滚过来的老年人、中年人、甚至青年人，由于解放前的沉重的劳动负担和生活的贫困，连业余教育都享受不了，更不用说什么正规教育，因而根本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经过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不可否认，劳动人民具有一定的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这是加速劳动人民知识化的极其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知识不可能是完整的。还应该注意到这样一点，要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仅仅在劳动人民之中普及初级的或中等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普及高等教育，没有相当高度的生产水平，没有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要普及高等教育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那真是谈何容易。
其次，要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毒较深的知识分子学会并习惯于体力劳动，彻底改造思想，真正做到劳动化，也绝不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所实现得了的。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的阶级社会中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其发展同样是畸形的。这既表现在他们的活动与体力劳动的完全脱离、与生产实践的严重脱节；也表现在他们所具有的知识的狭隘性和片面性。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知识分子红透专深，也就是说，不仅仅向他们提出劳动化的任务，即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根本改变政治立场，紧密地与工农结合并最终地与工农融合起来；同时，也向知识分子提出进一步继续知识化的任务，在学术上兴无灭资，向工农学习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掌握现代科学文化、大力提高业务水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与共产主义建设的需要。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劳动人民多方面的督促与帮助，没有知识分子自身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知识分子要达到既劳动化又进一步知识化的水平，成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兼备于一身的共产主义劳动者是不可想像的，而在大部分知识分子没有完成这些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之前，又谈不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消灭。
再次，彻底地打碎、改造、克服剥削阶级用以巩固和扩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和差别的一系列的制度和观点，需要一段较长的时期；而建立和加强促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的制度并在这方面创造出较成熟的经验，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个既破又立的过程中，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既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存在着少慢差费与多快好省两种方法的斗争的。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当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某些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时，这些国家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像恩格斯所说的这样的高度，即：“……在大家合理分工条件下，不仅生产出充分的物品来满足一切社会成员的大量消费和造成丰富的后备储藏，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可以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公共生活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承受而已，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公有物，促使其进一步的发展。”（“论住宅问题”）当然谈不到马上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那完全发展的、完全巩固和形成的、完全开展和成熟的共产主义”才有可能消灭这种差别（“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之前，就想用“拉平”的办法，立刻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不仅不切合实际，而且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害。这种想法与做法，是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反映，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
在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存在的不可避免性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差别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消灭的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促进其消灭的各种有利条件。这里挑主要的几条简略地谈一谈。
头一条，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适应的，它给生产力提供了能以大跃进的步伐前进的广阔天地。生产力高速度的发展，一面给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打下物质基础。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生产力的水平越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与劳动条件必然越好，突破文化关、攻克科学堡垒的力量就越来越强。另一面，生产力高速度发展本身，也不断地提出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要求。谁都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是由整个社会共同地有计划地进行的，是建立在高度的技术基础上的，因此要求生产者必须是“受有全面训练的”、“具有全面知识的”、“能够作所有一切事情的”人。最高级的生产方式将孕育出最高级的人——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很明显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大跃进，加速了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过程。
第二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当家做主的是劳动人民。要百分之百地当起家做了主，广大工农除了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之外，还必须在文化上翻身。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从经济上决定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必须而且必定消灭的话，那么，工农坐天下这一点，又从政治上提出消灭这种差别的要求并加速其实现。道理很简单，政权、生产资料在工农手心，工农当然要充分运用这些极为有利的条件去掌握自己迫切需要的文化。在我国工农执行当家做主的权力并在这个过程中从各方面提高自己的基本方式之一，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各条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举些例子说，大闹工具改革和技术革命、大搞大面积丰产田、大办业余文化技术学校、大搞创作运动、大力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等等。这些运动发展的过程，就是群众文化水平、理论水平、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些运动的汇合与提高，必定形成文化革命、技术革命的高潮，在这伟大的高潮中所取得的辉煌灿烂的成就，都使得我国在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条，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政党是共产党，这个党的最终目的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全人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废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只是解放人类的第一步，紧跟着还得做很多有决定意义的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帮助人们摆脱过去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党为此而制定的方针政策，在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斗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在我国，党对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逐步缩小以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十分重视，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党提出这样的号召：“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这就明确地指出，要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仅仅强调工农提高文化技术水平是不全面的，与此同时还需要强调知识分子的劳动化问题，这就是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共同努力，携起手来消灭彼此间的差别。为了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党领导群众大搞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为了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党提出并执行了干部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等政策。（这个政策的实施，主要是为了克服干部中的“三风”、“五气”，不能把它当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完满的形式来看待，但是实现这一政策，毫无疑问是会促进这种结合的早日到来。）这一切主要是为了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现存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问题。为了培养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并做到不但防止原有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扩大和加深，而且逐步缩小它以至于消灭它，党提出并贯彻执行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上述这些做法中的每种做法的实现，都能同时并收有利于劳动人民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之效。例如，干部下放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但是随着干部下放，文化上山、下乡、进厂，自然对劳动人民知识化起着促进作用。又如，工厂企业里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无论是对提高工人来说或对改造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思想来说，都有极大的好处。再如，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全民办教育的结果，是学校里头有工厂、农场，农场、工厂、公社之中有学校，或学校与工厂、公社之间挂钩，大大地加速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最重要的是，党及时地发现并大力地培育了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公社的特点之一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在这样的熔炉里，自然可以事半功倍地培养出“具有各方面都发展了的能力”的人。我们想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就必须认真地、毫不打折扣地执行党在这方面的方针政策。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归于消灭的客观条件将不断趋于成熟。同时，社会越往前迈进，由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存在因而妨碍了人的全面发展，并由此而妨碍了生产、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妨碍人类社会向无阶级差别的过渡的种种弊病，必然暴露得更彻底，那时，人们一定会更迫切要求运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带来的一切有利因素，彻底去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现象已失去了一切存在的条件，代替这种现象而出现的将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劳动者普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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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总结多年的经验
林真
总结经验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发展规律的重要方法。
要想真正总结出点经验来，总结经验的方法必须对头；方法如果不对头，就达不到认识事物的目的，甚至会引导人们得出错误的结论。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值得提倡，就是：不要只总结当年的经验，还必须总结多年的经验。
总结当年的经验，或者及时总结某一项工作的经验，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有不少的事情，必须总结多年经验，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晋宁县有这样一个例子：在1956年引进了一个稻谷新品种：乱脚龙，当年获得了丰收，一般每亩收七百斤左右。到1957年，就普遍推广了这个新品种，这一年乱脚龙的收成不如前一年，一般还能收五、六百斤。1958年，继续推广这个品种，结果绝大部分发生了秕壳现象，造成了歉收，一般只收二、三百斤。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经验。我们不能说晋宁推广乱脚龙是毫无根据的，他们的确有过丰产的经验，然而他们的经验只是一年的。在农业生产上，一年的经验，只能算作一次经验。对于一件事情只有一次实践，认识往往是片断的不完全的。因为，事物的规律性一般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才能显示出来，或者才能暴露得充分。如果，我们只抓住这一个过程的一部分，就企图摸出它的规律来是不可能的。在事物的某一片断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有时恰恰是偶然因素在起作用，不能代表它的规律性。晋宁推广乱脚龙的情况正是这样。谁都知道乱脚龙是籼稻，一般不适于在海拔一千八百公尺以上种植。但是，1956年的气候条件好，据农民说那一年北风起得迟，新品种又有“抢生”的习性，因而乱脚龙长得特别好。然而，昆明周围海拔较高的地区，气温较低，秋凉较早，这是经常起作用的条件。晋宁把偶然因素当作了经常因素，从而认为可以种乱脚龙，这就是吃亏的原因所在。从此看来，在农业生产上总结一年的经验，往往是靠不住的，需要反复地总结多年的经验。
目前在农业生产上有许多问题，大家一年有一年的说法，今年与去年不同，明年又与今年不同。譬如：地改田、种薯类，小春作物品种等等。有一个县，有一年，搞了地改田，当年遇到雨水好，收成很好，于是第二年就主张改田，把包谷改种成稻谷。这一年恰好遇到天旱，种稻谷不如种包谷划算，于是，又认为地改田不好。为什么会三反四复呢？当然，认识一个事物是需要反复的，但是，我们所主张的反复，不是去年肯定，今年否定，明年再肯定，后年又否定。这种循环的肯定与否定，并不能达到提高认识的目的。要想提高认识，得出正确结论，必须把几年的情况都拿来加以分析。不能以某一年的好或者坏作为根据，应当是把几年的好坏情况作为根据。应当具体分析这一年为什么好，那一年为什么坏，它们中间有那些共同的东西，然后从中摸出它的规律来。譬如：地改田，无论是丰收或歉收，都应当具体地分析它的条件，如海拔多高、水是否充足、土壤如何、肥料多少、加工粗细等等。这样，就可以知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地改田，在什么条件下不可以地改田。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总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把有条件的东西，无条件地来推广是没有不跌跤的。同时，用这一具体条件下的结论，去否定另一具体条件下的事物，也会犯错误。
我们之所以强调总结多年经验，理由还在于，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的，它经历着“正、反、合”的过程。不仅在生产上，在社会生活中，在执行各项政策当中，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因此，我们的认识问题的方法，必须符合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总结多年的经验，是总结经验中的一条重要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地正确地看问题。
（摘自6月4日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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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学术文化动态
社会主义国家举行经济学家会议
社会主义国家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表会议，不久前在布拉格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四十二位经济学家。
会议由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凯戈尔主持。成立了三个组，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问题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组，讨论了共同研究的科学问题的建议。此外，还举行了有关工农业经济问题、经济统计学问题、生产力的配置问题的专家分组会议。
会议决定将进行下列工作：一、在1959—1960年出版共同编写的下列著作：“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其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不同国家的特点”，“农业生产合作化及其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各个国家的特点”，“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问题”，“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国民经济的改造和合理管理问题”。有系统地互相翻译出版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著作。出版一种专门的公报，经常报道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各经济研究所工作情况，和各种创造性的科学合作形式的消息。
二、加强科学联系，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下列问题：再生产与国民经济的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规律及其在经济实践中的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投资效果与采用新技术等。
三、共同研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个别问题。例如，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共同研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间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和前景”问题。还将协作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下列一些问题：“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经济危机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状况”，“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等。
捷克斯洛伐克的美学研究情况
捷克斯洛伐克美学家、布拉格查理大学教授诺瓦克，在法国的“美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捷克斯洛伐克美学”文章，介绍捷克斯洛伐克的美学研究工作。
诺瓦克说，现代的捷克斯洛伐克美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同民族艺术的紧密结合，一是同德国、法国哲学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美学是渗透了德国的两种相反的美学，这就是形式主义和叔本华的浪漫主义思想。但是这一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美学，也不仅受德国哲学的影响，还受法国思想，尤其是孔德的实证主义、泰纳的艺术理论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美学家在西欧的影响之下，开始把艺术作品当作客观对象来研究，因而美学变成了艺术学。这时主要著作有诺瓦克从认识论的观点写成的“艺术学的基础”和乃叶德里等人的著作。到1930年代，牟卡洛夫斯基和布拉格的语言学家提出一个新的方向，这就是结构主义。同以前的倾向完全不同，这种美学完全不研究艺术产生的外部条件，也不研究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要素，而只注意作品本身、作品的内部结构、同以前作品形式的关系等。
在谈到捷克斯洛伐克美学现状时，诺瓦克指出，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美学，已经完全克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而把美学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了。这一方向在1920年代就已经开始萌芽。例如，伏契克、瓦库拉维克在文学史、文学批评方面；乃叶德里、诺曼等在美学、艺术学的研究方面，都已站在这一立场。
诺瓦克在谈到艺术学方面应该解决的一些根本问题时说，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美学所探讨的问题是：第一是作为现实的特殊反映的艺术和美的问题；第二是艺术作品的创作问题，即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再下一步就是解决通过艺术作品反映个人的、阶级的意识问题，艺术对社会经济基础、历史发展的反作用问题。
美国发表研究海洋的十年计划
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美国全国科学院的一个专题研究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提出了一项加强海洋科学研究的十年（1960—1970）计划。据这个委员会说，探索深海和探索空间同样重要；从军事利益看，可以找到防御发射导弹的潜水艇的办法，从平时利益来看，向深海取得食物、矿物质和其他物质，比探索空间更有利可图。这个十年计划还要求美国政府增加对实用海洋科学的支持，尤其是在军事、开发和利用食物、矿物质方面和有关放射性科学方面。报告说后一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弄清将原子废料倾入深海的可能性和安全的问题。
西德出版界鼓吹新法西斯主义
西德近年来不断出版鼓吹新法西斯主义和复仇主义的书籍。在佐林根城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图书指南，其中列举了六百五十种复仇主义性质的书。这些书都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1957年中间出版的。西德的许多大的出版社，如“劳登堡出版社”、“祖国出版社”等，都把宣传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作为自己的“高尚”使命，它们大量出版希特勒的仆从们的回忆录。此外，还有一百九十家定期刊物出版社也积极进行鼓吹战争和仇恨人类的宣传。西德的出版机构变成了为“第三帝国”服务的文人们的“安静的港湾”，许多法西斯作家参加了这些出版机构的活动。希特勒的前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顾问阿尔伯特·史马贡担任了“祖国出版社”的经理和鼓吹复仇主义的刊物“东西快讯”的编辑。近来他还组织了一个出版者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都是从前的希特勒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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