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版()
专栏：
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人干涉
季方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我表示衷心拥护；对彭真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李维汉副主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我表示完全同意。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同时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人民在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生动的表明了我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大团结，对于动员全国人民实现今年的大跃进，无疑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为十年的巨大变化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欢呼
在大会以前，我曾随同几位代表和委员到几个地方去进行视察，亲眼看到了我们国家在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动人心弦的变化，广大劳动人民的冲天干劲和各个战线上的巨大成就，不能不使人从心坎里感到欢欣鼓舞，深深体会到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奇迹一样地惊人！在这个会上我们又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地总结了一九五八年我国大跃进的成就和经验。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在视察工作中的体验，我很同意一些代表和委员的看法：周总理的报告是一部总结我国大跃进成就的“英雄史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对周总理报告的讨论和学习，必将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力地鼓舞全国人民完成和超额完成规模宏大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
各位委员，无数的事实都证明，我们的国家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兴旺和昌盛。在座的有不少委员都和我一样，已经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我们都在旧社会里生活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旧中国的面貌，我们是知道得比较清楚的。回顾旧中国的情况，看看现在的祖国到处呈现着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再想想这种翻天复地的变化只不过经历了十年的时间，我们这些老年人的欢喜心情，真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过去我常常讲，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是伟大和英明的，领导人民赢得了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但是，我没有想到，在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能取得如此的辉煌成就和重大胜利。从这里我感到，对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劳动人民获得解放后的智慧和力量，我是认识不足的，我的思想还远远落在形势发展的后面。更使我们感动的，是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党认为，比起旧社会的穷困的昨天，我国确实已经有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但比起伟大的明天，现有的成就却又是微不足道的。为了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我们全国人民作十分艰巨的努力。从这里我更体会到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和正确。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和英明的领袖的领导，我们感到骄傲，我们信心百倍，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走向美丽而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
各位委员，已经和将要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都不是偶然的。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六亿多人民的大团结，是我国不断取得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正如周总理在这次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国人民大团结的基础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在不断加强工农联盟的前提下，团结了一切能够团结的人，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了劳动人民同一切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盟，参加这次大会使我进一步体会到，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大跃进，我国的工农联盟已经获得了空前的巩固；通过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加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使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有了新的巩固和发展。一九五六年，党提出了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党提出这一方针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为了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九五七年夏天，资产阶级右派歪曲了这个方针，借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为了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击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我们农工民主党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也粉碎了以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为首的右派联盟。现在事实越来越明显，党领导全国人民对资产阶级右派进行斗争，是非常正确的。党真正做到了变坏事为好事，通过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提高了人民的觉悟，加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并为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组织民主党派成员通过学习、工作和劳动实践，继续进行改造
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从我们民主党派来说，实质上就是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六条政治标准，不断进行自我改造，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始终坚持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帮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党为我们创造了一切有利的条件，并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在帮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时运用了不同的方法。正如李维汉副主席在这次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中，主要是采取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严肃地进行政治思想批判；在右派的猖狂进攻被粉碎和整风运动告一段落的形势下，就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耐心说服的正面教育，适当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他们的自我改造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我认为这都是非常正确的。从李维汉副主席的这段话里我体会到：第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第二，当前，改造过程中必须坚持正面教育，和风细雨和以理服人的方法。通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通过学习、工作和劳动锻炼，在我们民主党派成员中，的确有许多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有不少人真诚地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并在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面已经做出了成绩。单就我们农工党的医药卫生方面的成员看，一年多来，他们中有不少人在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在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合流，团结一致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大多数的成员依然没有摆脱中间状态，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六条政治标准来衡量，还必须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自我改造的过程。因此，帮助组织成员通过学习、工作和劳动实践，继续进行改造，是非常必要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党派成员的改造，必须与服务相结合。多一分改造，就多一分服务。改造为了服务，通过服务又可以推动改造。服务和改造相结合，是一条已经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原则。在各级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民主党派的许多基层组织在这方面已经开始作出了成绩，取得了经验。这些基层组织在中共党委的领导下，围绕所在单位的中心工作帮助成员进行自我改造，既推动了服务，又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发挥了党在团结、教育、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的助手作用。从这里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只要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民主党派在推动成员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帮助他们继续进行自我改造方面，是有很多工作可做的，也是一定可以作出不少成绩的。在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就一定能实现共产党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愿望。
庆贺西藏人民获得新生，正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
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祖国的统一是全国各民族的最高利益”。这句话表达了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由于民族政策的正确执行，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已经大大加强了。帝国主义始终要破坏我们这种团结，企图破坏中国的统一。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和外国反动派不久之前在拉萨发动了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武装叛乱，这种严重的罪恶行为激起了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怒。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各族人民对国务院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一致表示衷心拥护，对迅速平息拉萨叛乱的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无不表示敬意。我们高兴的看到，西藏反动集团所发动的叛乱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而西藏的僧俗人民却从此获得了新生，今后就有可能摆脱最落后、最黑暗、最残酷的农奴制度的枷锁，实现民主自治和社会进步的愿望了。这是我国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热烈地欢呼这一胜利。
为了使西藏人民迅速解除农奴制度的痛苦，我们认为西藏的落后社会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关于西藏今后的社会改革，将由中央同西藏上中层爱国人士和各界人民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以决定实行改革的时机、步骤和办法。无论如何，改革将在充分照顾西藏特点的条件下逐步进行，在改革过程中将充分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和发扬藏族的优秀文化。”我们认为中央的考虑是非常周到和正确的，并深信一定能得到全国人民，特别是西藏僧俗人民的热烈拥护。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平定西藏叛乱，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最近一个时期，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反动派利用西藏叛乱，对我国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因为，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反动派从来就是敌视并阴谋破坏我们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使我们感到惊异和愤慨的是，西藏的一小撮反动分子，在他们发动的叛乱失败后逃到印度去，更进一步地和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勾结起来，企图搞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在印度的提斯浦尔地方，竟由印度的外交官员散发了一个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公开提出了什么西藏的“独立”。这样一个公开攻击中国政府的政治性文件竟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出来，我们不禁要问：这难道不是公开允许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么？而在印度所进行的这种活动又难道能找得出一丝一毫合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么？
更可笑的：由于“4、18”在提斯浦尔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漏洞百出，引起了各方面的怀疑和驳斥；乃又于“4、22”在穆索里地方用达赖名义，发表所谓第二次的“达赖声明”进行狡辩，竟说什么第一次的声明是达赖授权的，并将第一次用的第三人称——他，改为第一人称——我，而印度外交官员梅农则又硬说“4、18”的声明是达赖自己写的，这真是丑态百出，欲盖弥彰了。
由于达赖亲自承认了写给我们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已给怀疑这三封信的人们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但他们还要进一步诬蔑我们班禅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发言也是假的，这真是扩张主义者一向情愿的自欺欺人之谈。大家知道，达赖的出走，本来是被叛乱分子劫持的，我全国人民都希望他能早日摆脱劫持，回到西藏来，但我们友好邻邦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还要好心肠地说什么为达赖回到本国创造条件，不是奇妙的论调吗？
各位委员，我们的国家是一贯珍视中印两国传统的友谊的，但如果有人想利用我们珍视友谊的心情，来玩弄我们，干涉我国的内政，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从这里又不能不使我们想到，长期以来，西藏的上层反动分子以印度的噶伦堡作为在外国进行阴谋活动的中心，印度的一些政治家和扩张主义者口口声声对叛乱分子表示“同情”，对中国政府平定西藏叛乱表示“不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对此，我们要提醒印度的某些扩张主义者注意，我国政府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同时也决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我国的内政。中国任人欺侮和摆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对中国的任何阴谋破坏，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各位委员，我们这一次的大会是象征着全国人民更加团结的大会，是跃进的大会，是迎接国庆十周年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大会。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我们感到非常光荣，更感到责任重大。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团结一致，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加倍的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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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是什么“同情心”？！
何思源委员说：
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竟加紧策划在西藏的颠覆活动，这是干涉我国内政和违反人道的行为。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完全同意李维汉副主席代表政协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我现在谈谈西藏叛国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事件。
一九五六年四月，我曾追随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到过西藏，在西藏各地访问了八十多天，广泛接触过西藏的上层人物，也访问了农民、牧民和喇嘛。当时，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西藏人民生活是困苦的，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自从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进藏的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帮助西藏地区发展各项建设事业。几年来，年年办理平粜，发放无息农牧贷款，兴办了若干医院、学校，兴修水利，修筑公路，开河堤，帮助人民开垦荒地，改进农业等等。处于贫困、落后状况的西藏人民，生活才有所改善。共产党和解放军处处为西藏人民利益着想的精神，活生生的事实，使藏族人民衷心感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衷心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从而与汉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
按照西藏的制度，土地是归农奴主所占有的，因此，在农奴主的面前，农民是没人身自由的，对于自己的一点财产，自己也不能当家，即使自己的妻子也由农奴主任意蹂躏。农民除了向地主纳税并服劳役外，即使自己在参加西藏工委所举办的各种建设工程，由于自己劳动而挣来的工资，也得向地主缴半数或半数以上。我在拉萨时，就问过一些藏族工人，他们都是愤慨地叙述他们的痛苦，并说非改革不能生活下去，不能得到彻底解放。甚至有些藏族同胞跑到西藏工委哭诉他们的遭遇和地主的剥削。我们在西藏到处听到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这种呼声不但来自一般藏族人民，西藏上层和中层的许多爱国进步人士，也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要求。他们也认识到“实行民主改革是西藏民族向前发展和进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过程”，如果没有民主改革“以往落后的状况就不能改变，藏族的进步和发展，是不能实现的”。
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反对在西藏实行社会改革，妄想永远保存他们的农奴制度。一再违背十七条协议，一再阻挠破坏。
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从民族团结的利益出发，对于西藏的改革，一直采取放慢步骤和耐心等待上层分子觉悟的方针。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却认为中央的放慢步骤和耐心等待的宽大态度是软弱可欺。几年来，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继续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企图依靠他们的力量来分裂祖国，恢复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保存西藏的落后的、黑暗的、反动的、残酷的农奴制度。我们在西藏各地，就听到一些挑拨、破坏的言论，也见到一些上层反动分子暗怀敌意的态度以及阻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的事情。可是，中央仍然采取耐心等待、说服教育的政策，让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分子有充分考虑的时间，并未立即进行改革，至今西藏是全国唯一的未进行民主改革的地区。中央对他们已仁至义尽了。
近来英帝国主义者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竟乘机加紧策划在西藏的颠覆活动，煽动西藏的一些人背叛祖国，这是一种干涉我国内政、违背人道的行为。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武装叛乱，这是一小撮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统一的民族败类的叛国罪行。全世界人都看得出来，这不是什么“民族问题”，更不是什么“宗教事件”，而是那一小撮民族败类打着民族旗子，干着背叛祖国的勾当。可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还说“同情”他们，同情背叛祖国的人，同情剥削人民的人，同情出卖民族利益的人，这种“同情”心，究竟是从什么观点出发的呢？
又有些外国的“好心人”怕西藏人民受到
“压迫”受到“镇压”，可是，压迫西藏人民，镇压西藏人民，使他们不能摆脱残酷的剥削制度，使他们不能走上经济繁荣和幸福生活的，恰恰就是勾结英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蒋匪集团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那一小撮人。“好心人”如果真有好心，岂能把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的叛国分子，当作朋友来对待？
解放军驻藏部队能够很快地平息叛乱，这就证明解放军是得到西藏广大人民的支持的。迅速平息西藏叛乱的功劳，不能不归功于西藏军区、西藏工委，以及所有进藏工作人员，他们尊重西藏的宗教信仰，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尊重藏族的自治权利。几年来，由于他们谦虚谨慎，任劳任怨，坚忍不拔地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民族政策，严格地执行了十七条协议，从而团结了西藏人民，加强了民族间的认识，才赢得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不只藏族感激他们；我在西藏亲眼看见他们那种牺牲忘我的精神，也非常感动。今天，西藏广大人民继续支持他们在西藏彻底肃清零星的叛乱分子，西藏社会秩序已经得到巩固。
现在，武装叛乱已基本上被平息了，西藏反动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我相信，西藏人民摆脱黑暗农奴制度枷锁的愿望，必能迅速实现。西藏人民在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祖国各族人民的帮助下，必能逐步地走上光辉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地实现他们多少年来渴望的民主、自由、幸福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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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宗教信仰自由的真义
陈樱宁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很荣幸的参加这次会议，当初本想把中国医学和道家气功两者结合起来做一篇发言稿子，但因在会期中忽然生了病，现在还没有复原，所以那种学术性的文章就不能做了。这篇稿子也是匆匆忙忙在病床上做的，又是请别人代为抄写，中间有些遗漏的地方也来不及补充进去，缺点甚多，请各位原谅。
听了李维汉副主席“政协常委工作报告”，我完全同意；报告的末一段，谈到今后政协应当加强的五项工作，更是重要。
听了周恩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二位副总理的报告，我感到无比的兴奋。每个报告中一字一句都闪射着灿烂的光辉，充分显示了我国人民勤劳勇敢的冲天干劲，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下的伟大成就。我热烈拥护这几个报告。
我的年龄已届八十岁，自出生以来，经过不少的内忧外患，生活经历告诉我一个真理：伟大的祖国，只是近十年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后，才有这样空前的团结、飞快的跃进，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已往几十年非但未曾见过，连想也不敢想。因此，我肯定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祖国的福星，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就是热爱祖国。
一切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意见，诸公早已畅所欲言，我自愧无所贡献。这次会议，我列名于宗教界，因此想谈一谈宗教信仰问题。
在过去旧社会制度和反动统治之下，人们信仰宗教，多数是受了环境的影响，未必真是自由。有些人因为生活逼迫，不得不混入寺庙以图衣食；有些人因为疾病缠身，得不到医疗，无可奈何乞灵于神佛；又有些人因为不能忍受贫富之间的苦乐悬殊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残酷，勉强看破红尘而出家；至于先已懂得教义而后发生信仰的人，当然也有，但不是一般的情况。可以想见，那个时代人们信仰宗教，都是受着恶劣的社会制度所支配，内心本是极端痛苦，如何能够算得真正的信仰自由呢？
只有在解放后十年以来，全国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衣食无忧；保健卫生机构遍布城乡，医疗方面已不感觉困难；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现象已彻底消灭，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之下，对于宗教信仰问题，才可以单凭个人的意志自由选择、自由取舍、自由决定，而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影响；信与不信，信这个或者信那个，也没有任何人会来干涉，这才符合宗教信仰自由的真义。我们的政府一贯保护每个公民在信仰方面有自由的权利，而且在祖国的大家庭中彼此也都互相尊重这种权利。我们正在享受信仰自由，局外人反说我们没有信仰自由，岂非笑话。
信仰原是思想一方面事，并不在乎外表的形式。有些反革命分子，虽然披上了宗教外衣，但是其中却包藏了一颗恶毒的兽心，伪装着虔诚的教徒，实际上是吃人的魔鬼，这次发动西藏叛乱的一小撮反动分子就是如此。他们只图长久保持自己的农奴主地位，不管西藏广大人民的痛苦；中央要驱除西藏旧日残余的帝国主义势力，他们反而加紧勾结帝国主义进行叛乱；中央要逐渐改善西藏人民穷困的生活，他们偏要永远保守落后千年的状态；中央一贯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偏要强迫喇嘛当兵，破坏佛教根本大戒，反而说是保护宗教，实在是宗教中的败类。
我们广大的宗教界人士，应当热爱我们的祖国，拥护国务院平息西藏叛乱的命令，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认识这些反动分子叛国又同时叛教，残害人民也就是自取毁灭，应该把这些魔鬼彻底肃清，好让西藏人民从黑暗地狱中翻身，和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一起走上光明的大道。这样办法，不仅于西藏人民有利，对于世界和平更是有利。如果有人口蜜腹剑，故意颠倒黑白，说西藏叛乱事件和宗教信仰有关系，表面似乎是同情宗教，实际上是企图挑拨我国广大教徒与政府的关系。这是我们宗教界所一致愤慨的，所绝不容许的、所坚决反对的。
祝大会胜利
祝各位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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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述视察南江入太湖故道情形并斥印度干涉者
沙彦楷委员的发言
一条堙塞的故河道
禹贡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三江就是北江、中江、南江，震泽就是太湖。汉朝郑康成注禹贡东迤北会于汇一句说，东迤者为南江。因为南江在安徽贵池县从大江分出，东北流经过泾县，广德、吴兴（今为长兴）等处，而入太湖。再东北流就到苏州城南，分两道：一道西南流，就是南运河，到杭州再到余姚入海；一道东南流，就是吴淞江，经过吴江甪直千墩安亭黄渡到上海入海。这条南江在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都有详细的记载，可是南江中段经过广德高地，早已绝流，不复入太湖，为时很久，几乎无从考查是何时淤塞的，只有北宋梅尧臣有一首诗载宛陵集，诗中说，有人要学夏禹开通此江，用力甚勤而不能通，当地人民感激他，为立祠高山之上，可是他也没有考得此人的姓名，在什么时候用力开过的，是在北宋之前又不知隔了多少时候，可见南江中段之淤塞为平地，是很久很久的了。本人在四十年前，因事到江苏宜兴之南，安徽广德之东，浙江长兴之西三省交界处，忽见一处两山劈分，中通一道，深为奇怪。问之土人，这个岭叫分江岭。心大动。因为南江又名分江水，见于地理志，莫非这就是夏禹劈山分江的古迹么？当时因有多人牵缀，未能向东直行到太湖滨以穷究竟，心常耿耿。嗣后为此事遍考各书，一无所得，因念我年已笃老，而南江关系皖南水利及苏浙皖水道运输，又为上海苏州间的吴淞江上游，若不考究一个明白，心终不安。现值国家定立视察制度，在这种好制度下，也想就各人能力所及，得出一些成绩，遂于前年五月发奋前往视察，幸承地方政府为我特备小汽车代步往宜兴、长兴等处，实地考察。到达长兴湖滨，到处访问，不得要领，几乎绝望。后来访到一个入湖港口，叫沉渎港。因为水经注内有东北为长渎历河口的记载，沉与长声相近，去问就近的夹浦乡乡长，据他说，从沉渎港往西南，确有一条通道可以通到分江岭，但是也只有这一条通道，两旁都是小山，像劈开的样子。心大喜，就详细问他，据他说，从沉渎港往西南到后漾，再西南到车渚里，又名岕里（两山之间曰岕），自此以上就是陆路，又西南到筱浦（附近为合溪），又西南为煤山，就是著名的长兴煤矿，又西南为槐花磡，又西南为东峰岕，再西南就是我数十年前所见的分江岭了。这不是南江入太湖的故道么，这不是禹迹么？再请乡长按方向为略图邀合乡办事人同看，都称不错。从太湖上去是西南，从广德下太湖正是东北，水经注所载东北为长渎的方向，正是相符。仅费一天半的工夫，居然能使我四十年的积想，一旦明白，并将古人数千年考查不出故道，一旦觅得，岂不大快。可见事要实验。唯物主义是绝对不错的。我八十余岁的人，非依赖人民政府的帮助，绝对不能有此创获。这段堙塞的故道，从前是梦想也不能再开的，现在是比这个大好几倍的工程，一一依次成就，不要说是百余里的平地工程一定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这一段工程第一要看皖南各地在水利上是否有要求重开的必要；第二是苏浙皖水道运输缩短数百里的里程，是否有此必要。谨将视察所得情形详细陈述以备参考。
为印度野心家干涉我内政而愤慨
再，我听到周总理报告中的西藏事件，特别愤慨，特陈述意见如下：
第一，我国为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民族共有五十多个，宗教有佛教、天主、基督、伊斯兰各教和中国原有的道教等。自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坚持了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政策，将民族自治规定于共同纲领，复规定于宪法，保护宗教信仰亦同。
第二，藏族与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僮族同为我国少数民族中人数较多的民族。而西藏在十三世纪时就正式加入了中国版图；在清代康熙年间便册封第五世达赖喇嘛主管西藏地方政府。因为清廷信奉黄教，所以北京的雍和宫有章佳呼图克图长驻，而西藏的地方政府亦为政教合一的组织，但仍由驻藏大臣执行中央政令和办理要政。中国官书卫藏通志为中国地方志之一，与各省通志相同，所有西藏地方政府的历史及地位通志内，都有详细规定。西藏地方自十三世纪以来历来为中国领土，绝对不容否认。
第三，英国人从前说西藏人不是中国人，又说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这是英国人想侵略西藏造出这种不合历史不合法学的言论。英国人惯于侵略他国，所以也惯于享有附属国的宗主权。我国向来不侵略他国，所以也向来不做他国的宗主国。至于做地方政府的宗主国这是绝对不通的奇论。又说中国的少数民族不是中国人，这也是绝对不通的话。不料曾经摆脱宗主枷锁的印度的一些人。又把印度过去的宗主国的滥调来一个旧调重弹，这是我绝对想不到的事情。
第四，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大家看了深为愤慨。其实假造声明的人已经处处说明是他假造的了。声明中说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曾经想尽方法来遵守十七条协议，又说达赖喇嘛很关心他的人民，又说，达赖喇嘛愿意断然声明离开拉萨到印度，是他自己意志等等。这许多话到底是达赖喇嘛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说的？是大家一看就明白的。我们中国有一个笑话：“此地无银三十两”，明明说此处有银，偏说无银，犹之，这种声明明明不是达赖喇嘛说的，而偏说是他说的。这可以不辩自明了。
第五，民主改革是接受西藏人民大多数的请求，取消种种剥削的农奴制度，取消剥皮挖眼等加于人民的残酷刑罚，而绝不是摧残宗教。
最后，我要忠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西藏的叛乱已经平息了，叛乱分子已无机可乘了，你们对叛乱分子的同情，无济于事，徒伤友邦感情，赶紧悬崖勒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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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正破坏宗教的是那些叛乱分子
孙孚凌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及政协全国委员会李维汉副主席的报告，并表示坚决贯彻执行。
周总理的报告，雄辩地说明了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鼓起了革命的干劲，在一九五八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这个大跃进，不仅是一九五八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为今后的大跃进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一九五九年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更鼓舞了全国人民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勇气和信心。
在我们国家，各个民族都在进行着忘我的劳动，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的时候，西藏的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竟公然破坏民族团结，勾结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及国外反动分子，叛变祖国，我们万分愤慨，我们坚决拥护国务院所发布的平息西藏叛乱及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在西藏僧俗人民大力协助下，人民解放军已经基本上平息了叛乱，从此西藏人民就要搬掉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将要和全国其他各族人民一样，逐步地经过改革，走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大道上来。
宗教外衣掩盖不了豺狼真形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一贯是坚决地执行着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我在一九五六年的秋冬之际，随着中央青年代表团到西藏去参加祝贺西藏的青年代表大会，虽然我们在西藏的时间不长，但已经深深地体会到党的这个伟大政策。我们在没有进入西藏以前，就开始学习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及尊重藏族人民宗教信仰上的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到拉萨以后，看到满街上的人手里拿着转经筒在转经，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大昭寺朝佛礼拜。我们在西藏期间，正值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开会，“西藏日报”把大家的发言都一律刊登，内容都是有关宗教的一些经义和问题。难道这不足以说明中央是如何尊重宗教信仰吗？而相反的真正破坏宗教的，却是那些打着保护宗教幌子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叛乱分子。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有的寺院藏有武器，我虽然不是一个宗教的信徒，但是我相信在佛教的教义上不会有这么一条的。我们很想在拉萨参观哲蚌寺等，但是为了避免由寺中少数的反动分子引起的一些意外事件，所以我们就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后来到了日喀则，才参观了扎什伦布寺。中央驻西藏的机关干部及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对于达赖喇嘛都非常尊重的。我们在那里一切活动都是遵照党的政策来进行，对达赖喇嘛非常尊重。在我们离开拉萨到西藏的其他地方去访问以前，特别拜访了达赖喇嘛，并且请他对我们的工作加以指示。而相反地我们看看西藏的上层反动分子对达赖喇嘛是怎么样呢？在西藏青年代表大会开会的那一天，达赖喇嘛原来要出席大会，并准备讲话，但是因为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的阻挠，不能出席参加，最后只好以朝拜达赖喇嘛的方式，在大会闭会后仅仅用了十分钟，全体代表才和达赖喇嘛见了面。至于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的代表谈到的毒死热振活佛、毒死格达活佛、炮轰色拉寺等情况，在西藏那是尽人皆知的。这一切都充分地说明了谁是真正保护宗教、尊重宗教的，而谁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民族叛徒和宗教叛徒。
反动分子要在西藏维护的是什么？
在唐朝的时候，唐太宗的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了藏王松赞干布，入藏的时候，带进去了许多工匠，把汉族的文化传播到了西藏，这在布达拉宫的壁画上都有所描绘。西藏的文化，也经过交流传到了内地，对于各族人民都有过不少的帮助。但是直到现在，西藏的社会制度仍旧是一千多年前的封建农奴制度；人民依旧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生产方式非常落后，在街上随时可以看到老百姓还在用手搓毛绳；工业是根本谈不到的。直到解放后拉萨才有了电灯。农业生产也同样是极为落后的。而少数贵族却过着奴役农奴的残酷剥削，豪华奢侈的生活。农奴不但吃不饱，穿不暖，而且到农奴主家里去做工或者应差役，不但要自备运输工具，同时连吃的也要自带，甚至连生命都不能自保。从这里可以看出历来的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给西藏人民带来的是无限的灾难和痛苦。这一小撮叛乱分子和帝国主义、蒋匪帮以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口口声声讲些什么“民族自治”，实际上是要维护他们的非法特权，维护这样的一个落后的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
我们清楚地知道实行民族自治是党的一贯的政策。我们在西藏的时候，西藏就已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及工作人员中百分之九十都是藏族，上层人员都安排为委员等适当的工作岗位。但这些上层分子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农奴剥削制度，拒绝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阻挠自治区筹委会工作的进行，一再反对改革，反对西藏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不但没有把藏军改编成为人民的军队，反而扩大藏军，蓄意叛变。在一九五六年那时，西康地方的叛匪，就是得到拉萨这些反动上层分子的指挥。我们在拉萨看到了广大的群众充分的表露出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的心情，对于中央青年代表团也非常的亲切热情，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少数反动分子反党反中央的破坏活动，有一天夜晚我们正在和拉萨青年联欢的时候，反动分子就在会场外面鸣枪挑衅。至于伤害入藏干部的事情，那就时有所闻。就是西藏上层分子中的进步人士，也要时刻警惕，以免遭受这些反动分子的毒手。反动分子的这些罪恶活动，论理早应遭受人民的审判，但是中央为了促使其觉悟，一再耐心等待，并在一九五六年底宣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进行改革。广大的人民，包括进步的上中层人士，对于进行民主改革，是热烈的拥护，在青年代表大会上，有的劳动人民青年说道：种地要地钱，喝水要水钱，迫切要求立即进行改革。就是上层青年也在大会表示了农奴制度的不合理，积极的拥护改革。但是那些反动分子顽固到底，他们对中央的和平协商以及耐心等待的政策，看成软弱可欺，对广大人民包括上层进步分子的正当要求视若无睹，竟于三月十日公开叛变，撕毁十七条协议，劫持达赖喇嘛，投靠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印度扩张主义者，自绝于人民，最后必定趋向于灭亡。而广大的西藏人民将从此得到新生，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将日益巩固。
印度扩张主义者必遭可耻失败
帝国主义及蒋匪帮对于我们平息西藏叛变，大肆叫嚣，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也和帝国主义一样，公然地表达了他们扩张主义的野心，说什么西藏不是我们的领土等等不友好的言论，公开地在印度的人民院讨论我们国家的问题。一群人民社会党徒，在孟买警察的纵容下，在该地我国领事馆公开的胡闹，并侮辱我国领袖毛主席的像。这一切行动丝毫没有像一个友好国家所应该有的，而彻头彻尾是敌视我国的帝国主义做法，我们对此表示万分的愤慨和坚决抗议！我们认为任何的叫嚣、挑衅和做法，改变不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铁一般的事实，也不可能把西藏再推回到原有的反动上层统治的时代里去，更不能阻挠我国各族人民大力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其结果只能使印度的扩张主义者向全世界人民暴露了他们伪装和平共处的假面具。现在已经有许多的人士正义地指出平息西藏叛乱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绝不能加以干涉。我们很高兴的是说这种话的人不仅在其他国家有，就是在印度也有不少。而那些扩张主义分子的疯狂叫嚣，必将遭受更加可耻的失败。
伟大的祖国正在旭日东升地一天比一天的繁荣富强，各民族的团结也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巩固，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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