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论“抓”
刘子久
大跃进以来，在我们报纸、杂志上和在各种文件中，“抓”这个字最吃得开了。什么“抓两头，带中间”，“一年抓四次”，
“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抓关键”，“抓中心环节”，“抓中心工作”，“抓钢铁”，“抓深耕”，“抓积肥”，“抓田间管理”，“抓质量”，
“抓安全”，“抓时机”，“抓措施”，等等，真是数不胜数。总之，每遇到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每搞一件中心工作，每开展一次群众性的运动，凡是须要领导上特别注意的时候或地方，我们就用“抓”这个字来形象化地表示我们对于这种关键性的问题，这种中心工作，这种群众运动的领导的加强，而且这种领导的加强，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采用书记挂帅、种试验田的方法，脚踏实地的干。我们是用“抓”这个字来显示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那么，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人的这种主观能动作用是如何用“抓”这个字来显示出来呢？
首先就表现在“抓什么”的问题上。在谈“抓什么”的时候，特别要紧的就是要“抓得准”。平常我们所说的
“抓关键”“抓中心环节”“抓中心工作”“以钢为纲”等等，名称虽然不同，实质都是一个意思，都是指“抓什么”而言。在“抓什么”的问题上，“抓得准”，那就是说我们的主观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客观情况。根据这种对于客观情况的正确认识，所作出来的决定、指示、计划、方案，在实践过程中，就能够执行得通，就容易见效，就能“纲举目张”。反之，如果“抓得不准”，那就是说我们主观和客观不相符合——主观主义。根据这种主观主义的认识所作出的决定、指示、计划、方案，就会执行不通，就很难得到好的效果。所以“抓什么”的问题，是一个领导机关、或领导干部的首要任务。对于工作中的“关键问题”
“中心环节”或者是“纲”“抓”得准确不准确，是对于一个领导机关或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的严重考验。
其次，就是怎样“抓”法。在
“抓什么”的问题既经解决之后，即对于工作中的“关键问题”“中心环节”或“纲”“抓”准了之后，在继续怎样“抓”的方法的问题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抓得紧”。所谓“抓得紧”，就是集中主要的力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解决当前工作中的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或关键问题。其他的比较次要的工作应该“让路”的就应当毫不犹豫地“让路”。在这一方面，最生动、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为了“钢铁元帅升帐”的“让路”。所谓“抓紧”，从领导方面来说，就是要经常地召开领导干部会议进行讨论，经常地组织领导干部亲自挂帅的检查团，深入现场进行督促检查；经常地在报纸上写社论，用大字标题发表头条新闻；经常地进行竞赛评比，好的表扬，不好的批评；经常地总结并推广先进经验；等等。总之一句话，决不能使中心工作被那些千头万绪的比较次要的工作所挤掉，也决不允许“中心工作”从领导同志手中自行滑掉
（放任自流），要力求作到“帅不离位”。这个问题在领导工作方面之所以特别重要，就是因为在日常工作中，特别是在大跃进中，应该做的事情很多，而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又总是有限，总是觉得不够用。因此，在领导方面，如果不能紧紧地“抓”住当前工作中的“中心环节”，而采用“十个指头捺十个跳蚤”的办法，那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一事无成。集中主要力量解决当前工作中的中心问题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中一个十分重要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它，切实记取它，善于运用它。许多的实践经验证明，凡是对于当前工作中的中心问题能够“抓得准”而又“抓得紧”的地方、部门或单位的工作就有成绩，凡是那里的工作“抓得不准”或者虽然“抓得准”但是“抓得不紧”的地方、部门或单位，工作就没有成绩。
第三，要“抓时机”。“时机”也叫“火候”，抓住“火候”“趁热打铁”。大家知道，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事物的发展是事物的内部矛盾的斗争的结果。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前边所谈的“关键问题”“中心环节”就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推动事物不断发展前进的主要的矛盾。这种主要的矛盾，在事物的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所谓“时机”或者“火候”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主要的矛盾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比如，某一件“中心工作”，在今天已经到了“火候”，如果今天不“抓住”并且“抓紧”去解决，等到明天再去“抓”，那就失之过迟，要犯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坐失时机”；反之，也是一样，某一“中心工作”到明天才到“火候”，如果不等到明天去
“抓”，今天就急着去“抓”去解决，那就会失之过早，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变成“生摘瓜”。领导者的责任与才能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要善于选择并且抓住“时机”去解决当前工作中的中心问题，既不失之过早，也不失之过迟，这样就能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效，而不致发生“生摘瓜”或者
“坐失时机”的现象。“抓时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军事问题和农业问题上的重要性表现得特别明显，特别突出。“抓时机”问题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与困难，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的第五章第二节和第三节中反复地作了说明，把“时机”问题当作一个战略问题来对待；至于农业问题上的“时机”问题的重要性，我国自古就有“不违农时”的明训，每一老于田间的农民都能够正确地说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还必须指出，任何一种“中心工作”的“时机”的成熟不是突然的，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为了争取主动，有备无患，对于各种“中心工作”的准备工作，一般说来与其失之过迟，勿宁失之过早。
最后，就是谁去“抓”的问题，这就是说，对于某一时期的“关键问题”，或“中心工作”，应该由谁去提出并且掌握呢？这也是领导工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凡事都得有个头，那么这个负责去
“抓”的“头”应该是谁呢？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就会变成“群龙无首”各行其是，使各种工作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党是一贯主张实行领导一元化，反对分散主义的。所谓领导一元化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党应该统一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和各方面的工作。我们实行的“第一书记挂帅”，也是我们党的领导一元化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有什么重要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发生，我们就实行“第一书记挂帅”并且“亲临前线指挥”。凡是这样做的地方，几乎无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书记挂帅，说明党的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政治上的老练成熟，工作经验丰富，对于当前工作中的
“中心环节”是既能“抓得准”，又能“抓得紧”，而且“抓得及时”，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党对于人民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是勇于负责，不怕困难，不避艰险，而且一定能够领导得好，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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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经济展望
〔美〕希曼·拉默
编者按：目前在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着的经济危机，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下面这篇文章原载美国共产党出版的“政治月刊”今年1月号上，这篇文章对美国的经济危机并联系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作了分析，特摘译发表。
美国经济剧烈下降已经一年多了。这次下降的迹象是在1957年初开始呈现的，到去年4月达到一个低点。而在此后，经济下降有了相当大的回升。现在，来回顾一下最近的发展趋势，以及进一步探讨这次经济危机的重大意义，这是很重要的。生产和收入的趋势
联邦储备局的工业生产指数从1956年12月的高峰147下降到1958年4月的126。这次下降（超过14％）是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下降最大的是在耐用品工业部门。
然而，从去年4月以来，工业产量一直回升。到11月，生产指数已回升到141，这样，下降已恢复了半数以上。生产回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钢铁产量有了大量增加。钢铁工业的开工率，已从4月的47.8％增加到73.8％。总的来说，耐用品生产都有了显著增加，而非耐用品的产量增加得较少。
尽管如此，在11月份，耐用品生产仍较过去高峰低将近11％。在汽车工业方面，1958年的估计产量约较1957年减少25％。而钢铁产量仍然大大低于过去的最高点。
国民生产总值，从1957年第三季将近四千四百六十亿美元的高峰下降到1958年第一季的四千二百六十亿美元。到第三季又回升到四千三百九十亿美元。按美元数量计算，差不多回升了75％，但是如将物价上涨因素除去，回升还不超过三分之一。
特别显著的是建筑业的增长。它在去年下降之后已回升到了1957年的水平。但是它有明显的限度。在1958年头十一个月中，建筑工程的总量并不比1957年同期高，而1957年还是比较不景气的一年。此外，有迹象表明，工商业的建筑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还不会全面回升。失
业
到目前为止，经济起色在减少失业方面反映得比较少。据官方数字，从1958年2月到7月，失业人数一直有五百万甚至超过五百万的大关。除去季节性因素，这个数目占到民用劳动力的6.7％到7.6％。从8月开始下降，到11月总数降至三百八十万左右。但是，失业人数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季节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大批学生回进了学校。除去季节性的因素，11月的失业人数仍然将近等于民用劳动力的6％。
失业人数的比率仍然保持很高，其原因是不难找到的。由于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在工业产量增加的同时，所需增加的工人要比过去少。因而，在4月到9月工业产量增加了9％，就业人数只增加了2％。
就某种程度来说，失业人数减少的缓慢现象也还由于这一事实：即在生产开始增加时，总是先延长已雇工人的工作时间，然后再重新雇佣其他的工人。的确，自去年4月以来制造业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已显著的延长。但仍然有许多工人每周工作时间很短，并且还有许多人失业。
经济萧条对工人及其家庭的影响比官方统计数字所表明的要严重得多。据埃耳麦·罗珀组织的民意测验 （见1958年8月4日劳联—产联政治教育委员会出版的“政治大事记”），去年8月，每周工作时间很短的人数约为全失业人数的两倍。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受到了失业和收入下降的打击。而在低收入的阶层中，约有半数家庭遭受了打击。
总之，可以肯定地说，生产部分回升并没有使得多数工人的经济状况得到相应的改善。农业“繁荣”
在1957年的前几年中，农民的境况一直在走下坡路，但在去年，同工业的下降趋势相反，农业有了一些改善。
然而，这种改善大部分是由于暂时性的特殊因素造成的。由于气候条件不好，家畜、水果和蔬菜的供应减少了，它们的价格急剧上涨了。其他没有受到政府价格支持的农作物，由于丰收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从事乳产品的农民既没有特殊条件，又没有价格支持，总的来说。他们在这一时期因价格下跌而遭受了损失。
但在目前，某些部门的农民所享有的暂时的好处正在减少。从7月到11月，农产品价格约下降了6％，价格补贴指数下降到八十一。的确，那些从政府价格支持中得到好处的人们，在空前的大丰收中将继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即使如此，就全部农民来说，也不能保证去年的境况改善仍将继续下去。与此相反，目前还有更多迹象表明有着新的下降趋势；实际上，农业部最近预测，1959年的农业收入将要下降5％到10％。
此外，在农业境况改善中，小农得到的好处比较少。小农在成本高和价格低的双重压榨下，不断受到排挤。而工业雇佣人数的减少对他们也有影响，因为目前农民的全部收入中约有三分之一（小农的比例还要更大一些）是靠非农业劳动取得的。物价上涨
从1956年3月以来，劳工统计局的消费物价指数差不多逐月上升。到1958年7月为止，物价指数将近上涨了8％。在这以后的几个月中，它稳定在稍低的水平上；但是，普遍认为这种稳定是不持久的，消费物价的上涨趋势不久就会恢复。在基本工业方面，尽管产量和销售量都在下降，而价格仍在继续上涨。
即使在经济下降时期，物价还在不断上涨，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注意的重要问题。但这并不是在目前情况下所特别具有的不正常的现象。事实上，从进入这个世纪以来，不论经济情况是好是坏，物价的整个趋势是在上涨。物价只有两次全面下跌——在1920—1921年和1929—1932年。另一方面，在1937—1938年危机的头七个月中，虽然生产暴跌了28％，物价却在继续上涨。在战后时期，垄断资本的力量有了增大，和平时期军费开支的负担也大大加重，这就加重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当然，物价上涨有助于增加公司的利润。但是它也会促进经济萧条的恶化，因为物价上涨使工人把更大部分的收入用在急需的必需品上，而没有那么多的钱去购买诸如家具、汽车之类的耐用消费品。因此，在过去一年中，虽然消费品的购买总量并没有多大的下降，但是购买的品种却有显著的变化。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量大大下降了。前景如何？
从上述材料来看，显然，自去年4月以来经济情况大有起色。问题在于：它的意义何在以及它的发展趋向如何？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
一个极端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发言人以及诸如“幸福”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之类的刊物所表示的骗人的乐观态度。他们在一个时期以来就宣扬，“衰退已经结束了”，并且预测会有很快的回升，接着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繁荣高潮。
但是，这种乐观的预测在一般企业界人士和经济学家中间很少有人相信。
1959年的钢铁生产，预算开工率将为70％到80％。在汽车工业方面，预算产量将达五百五十万辆到六百万辆。这两项估计都比过去高峰低得多。其他主要工业部门的前景也大致相同。只是在建筑方面，预测较为乐观。建筑业的活动，虽然在1958年内有了著显的改善，但还看不到新的繁荣征象。更谈不上建筑活动能给充分就业提供一个基础。
一般认为，即使工业生产恢复到1957年的高峰，也不会使目前的失业人数降低多少。例如，劳联—产联在去年8月出版的
“IUD公报”中指出：“即使经济活动重新回到过去的高峰，失业人数仍将很高。由于劳动力的增加和技术革新的影响，过去的高峰已不再能够维持充分就业了”。新的周期
企业界和经济界人士普遍把目前的经济剧烈下降仅仅看成是又一次“衰退”，是1948—1949年和1953—1954年衰退的重复，——虽然肯定更为严重一些和拖得更长一些，但是基本上还是相似的。
然而，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次下降实际上同前两次衰退有很大不同。
战后几年，是以若干带有暂时性的特殊条件为特征的。这些特殊条件主要是：战争期间推迟下来的消费需求；为弥补三十年代萧条时期和战争期间的停滞，需要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重要的技术革新，特别是电子学刺激了投资；以及西欧战后的建设和其后的繁荣提供了市场。此外，扩大军费开支也是极其有力的刺激因素。
这些条件使资本投资和设备扩充急剧增加，1955—1957年达到了投资高峰。正由于这些因素才支持了十多年来经济全面上升的趋势，并从而使两次衰退很快结束。
可是，今天这些条件大部分不存在了。就军事开支而言，很大增加的前途是暗淡的。通过消费信贷膨胀来支持市场的可能性已大大耗尽了，诚然还有扩充的余地，但是，像1955—1956年那样的信贷膨胀蓬勃发展，看来是不会有了。
这一次危机，在4月低点之后，由于没有立即大量增加投资的希望，多少延长了经济下降或停滞时期——这乃是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特征。这同前两次衰退的发展是十分不同的；在前两次衰退中，下降到低点之后，立刻开始了复苏阶段并直接导致新的经济高涨，今天，这种高涨看来是很遥远的。政府开支
在目前已出现的部分回升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增加政府开支。由于农产品空前丰收，农产品价格支持开支有了很大增加。此外，在其他方面的开支也有所增加，如增加联邦职员薪金等。但是，增加最显著的是军事开支，从1957年第三季的三十二亿美元增加到1958年第二季的八十五亿美元。上述这些方面的开支还在继续增加。
虽然增加政府开支有助于刺激某些经济部门，从而产生的影响是不应低估的，但是增加的大部分不是旨在针对下降的计划开支，相反，大部分开支增加纯粹是偶然的，是和经济情况无关的。如公路建筑开支，实际上是在前几年作为庞大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拨出的。农产品价格支持增加约十五亿美元，是由于意外的丰收。其他项目的开支也有类似之处。尽管这些开支不断增加，政府通过财政金融措施“管理”经济大事宣染的能力，既不能防止衰退，又不能采取有计划的行动来消除衰退。
同时，增加政府开支带来了庞大的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威胁，尤其是因为经济下降使税收大大减少。1959年度，由于开支增加五十二亿美元和税收减少七十亿美元，预算赤字达一百二十二亿美元（现金预算赤字则达一百三十七亿美元）——为和平时期最大的预算赤字。国债已近二千八百亿美元以上的纪录水平。在这巨额债务负担下，再大量举债而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愈来愈加困难了。
在这些庞大的预算中，最大的一项是军事开支。由于要求大量增加开支的压力不断增长，军事开支仍在无限制地继续增加。这是目前局势中无法估计的一个最大的因素。日益发展的世界经济危机
在影响美国经济趋势的许多因素中，其余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进程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从历史上看，由于世界市场的发展和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周期的进程基本上是平行的。所以，主要的经济危机一般趋向于发展为包括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了这种统一性，因为战争对于直接处在交战国的影响和对美国的影响十分不同。美国在战争刺激下，工业生产在1937年至1946年间增加了47％，而西欧由于战争蹂躏和武装冲突更大的需求，工业生产在同期下降了30％。
在美国，战争期间的扩张为战后生产过剩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导致1948年及1953年工业生产下降。而在西欧，战争留下严重的生产不足，则导致战后物资奇缺现象和重新建设，直到1949年还没有恢复到1937年的工业生产水平。这些国家在1950年前都没有开始固定资本更新和扩充，1953年起投资猛增，截至1957年止，资本投资计增加了44％。
所以，当美国在1948—1949年和1953—1954年工业生产下降时，西欧工业生产正在增加。这一悬殊为美国出口和对外援助提供了广阔的出路，无疑大大限制了美国经济剧烈下降的程度和持续时间。
但是，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美国目前的危机伴随着其余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结束和下降开始。这些国家在1957年后期达到高涨的顶峰，1957年下半年起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并出现了停滞现象。1958年，这一趋势继续发展着，并出现越来越多的下降迹象，特别是在钢、煤、纺织等工业方面。
这些发展趋势表明，其余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过剩危机已经开始，而且显然是受了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严重地依赖对外贸易，它们中间多数同美国或原料生产国进行贸易，而原料生产国也受到美国经济下降的影响。同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下降反过来缩小了美国商品的外销市场，结果，美国1958年头九个月的商品输出比1957年同期减少18％。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认为，美国的经济下降足以引起世界贸易普遍萎缩。原料生产国家
经济危机最直接的影响是，原料价格急剧下跌和销售数量减少。在1957年，原料价格指数下降了8％，一些主要原料的价格下跌得更多，铜下跌了32.8％，羊毛下跌了20.3％，橡胶下跌了23.3％。在整个1958年中，总的来说，价格仍保持在这种不景气的水平上。
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那些在经济上主要依靠出口一种或少数几种主要原料的国家——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中东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受帝国主义国家支配和剥削的。由于出口市场萎缩和价格下跌，它们极其缺乏外汇，特别是美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削减进口。结果，虽然一方面出口下降导致失业增加，而另一方面削减进口——在这些国家包括削减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的进口——已经造成了物资缺乏和严重的通货膨胀。
上述的一切情况——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发展的经济下降征候和落后国家的危机——都是发展中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迹象。在资本主义世界其余部分，它的发展速度和深度，对于美国经济危机的周期进程将有很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都尽力通过限制进口的办法使自己不受外界影响，西德禁止了煤的进口，这些煤过去几乎全部是从美国进口的，在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最近实行对铅和锌的进口限制。但是这种行动最终只能更加减少世界贸易，从而使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
日益发展的世界经济危机也使帝国主义的对立尖锐化。因为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力图牺牲别人来维护自己的垄断利益，并竭力使自己在日益萎缩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市场上夺取较大的地盘。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力图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其他国家对美援的依赖，来牺牲竞争对手从而加强自己的地位。于是，战争贩子的侵略政策和冒险赌博得到了鼓励，如派遣美国军队到黎巴嫩，及不久前发生的金门事件，这些事件增加了战争威胁。此外，对有组织的劳工和一般民主权利的进攻也加紧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又重新出现，戴高乐主义在法国抬头就表明了这一点。
当然，这些都是三十年代危机时期的明显的特征，但是，今天的世界局势在某些很重要的方面，同三十年代不一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占世界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这个阵营对整个世界经济正在发生强有力的和日益增长的影响。
对世界其余部分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提供不受资本主义危机影响的广阔而稳定的市场，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大大减缓危机的影响。的确，西欧国家和日本在争取放宽美国施加的贸易限制方面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功，并正在日益增加东西方贸易。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唯有美国还坚持把自己拒之于这些市场之外。社会主义国家也向落后的和被剥削的国家提出了工业化方面真诚援助的建议，从而使它们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残酷的统治。
（苑文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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