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思想评论
更好地运用辩论的方法
翟向东
充分发扬民主，遇事发动群众鸣放辩论，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有事鸣放辩论，可以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提高认识，把思想问题解决透；同时，领导上也可以了解人们的思想动向，从群众中吸收正确的意见，不断地改进工作。近一年多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辩论的重要，学会了组织辩论的方法，“做啥辩啥”，“大事大辩，小事小辩”，“不通就辩，通了就干”，已成为普遍的现象。有些群众甚而时常主动地提出问题，要求辩论，或自行辩论，分是非，议好坏：这更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的可喜现象。
生产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把许多新问题提到领导和群众面前，人民内部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急需加以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更充分地发扬民主，遇事与群众商量，就更为重要。因之，在工作中注意组织群众辩论，也就更不可忽视。许多人理解了这一点，尽管生产和工作十分紧张，仍然随时注意发动群众辩论，并且把辩论当成完成任务的根本方法之一。在当前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中，许多地方普遍就“为什么办公社？怎样办好公社？”“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好不好？”“苦战究竟为了谁？”等问题，引导群众展开了辩论。在辩论中，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洋溢，大胆地提出了公社化后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新的矛盾，唤醒领导上并协助领导上去解决，这是鸣放辩论发展到新的阶段的鲜明标志。
有些人觉得，“总是发动群众鸣放辩论，实在没有必要”。这种认识，是不了解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速前进的新形势面前，一方面，领导上对许多新事物是生疏的，对许多新问题缺乏经验，急待与群众一起研究，摸索前进；另一方面，群众中有许多人，对许多新事物、新问题，其说不一，同样很生疏；而需要及时地组织辩论来取得正确的认识。如果群众对许多新的重要问题不加辩论，并从辩论中统一认识，就将没有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行动，这就不利于调整人民内部矛盾，使生产变革和社会变革建立在群众的高度自觉性、积极性的坚实基础上。
严格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种不同的矛盾
有的地方在开展辩论中，采用了打击、斗争的方法。对目前仍然存在着的敌我矛盾，对于那些敢于破坏公社化运动和生产大跃进运动的地、富、反、坏、右及时给以打击、斗争，当然是正确的。特别是当我们调整人民内部新的矛盾的时候，我们对那些敢于乘机破坏的敌人更应该给以坚决的反击。但这类性质的问题，在当前毕竟是小量的。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在辩论人民内部问题时如果采用对待敌我矛盾的方法，实行打击、斗争，则显然是原则的错误。群众中有些人现在对辩论有错觉，原因就是有些同志混淆了两种不同的辩论，对人民内部问题的辩论也采用了对待敌我矛盾的方法。
两种不同的辩论，是由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种不同的矛盾决定的。地、富、反、坏、右对当前的大变革散布不满，或故意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甚至造谣生事，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反对公社化，破坏大跃进，想让我们的社会停止不前，甚至往回里走，以利于他们死灰复燃。对他们所散布的破坏言论，我们一定要驳斥，要进行斗争。有时，我们处理敌我矛盾，也采取辩论的方法，但是辩论的目的，是为了揭露敌人，孤立敌人，打击敌人。因此仍是同敌人进行斗争。至于人民内部，有些人或者鸣放了某些错误意见，或者流露了对当前变革的某些不满，有的甚至有极其错误的言论，但是他们或者是由于一时认识不清，或者是对工作发展中的某些缺点有意见，他们的目的却并不是反对公社化和破坏大跃进，有的还是迫切希望把公社办的更好，使生产跃进的更快。用辩论的方法解决这类矛盾，只能是摆事实、讲道理、耐心地说服教育。有时，我们对那些有严重的错误思想的人，也进行思想斗争，但只限于说理，这种斗争的目的，同样仍是为了教育说服，达到团结。因此，为了辩论的好，问题解决的准，就不能只从现象上看，而必须从本质上去分析，首先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然后根据矛盾的性质，确定辩论的方式方法。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必须在辩论的目的和方法上严格地区别开来。我们用辩论方法讨论人民内部问题，目的是在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团结群众，调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积极因素。如果错用对待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辩论与打击混淆了，必将扩大和加深人民内部的矛盾，严重脱离群众，把好事变成坏事。
人民内部矛盾也要分析
目前辩论的问题，大量的是人民内部问题，如果对人民内部问题不加分析，简单化地把人民内部矛盾统统看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矛盾，或相反地统统看成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就不能有效地解决矛盾，而且也会脱离群众。
在人民内部矛盾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矛盾，是目前最主要的矛盾，并且不仅现在存在，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对此，我们不能有半点模糊。如在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就有一部分富裕中农，残存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留恋资本主义，不想前进。他们站在浓厚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立场，隐瞒、私分公共财产，对公社化后家畜、树木的入社表示不满，反对半供给半工资制等。农村中的许多辩论，正是社会主义方向与这种富裕中农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斗争。有些同志看不到这种矛盾，或者站在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立场上，赞同各种实际上是留恋私有制的论调，表现了政治上的右倾。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有些同志忽视了在拥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们中间，还有着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矛盾。许多有落后思想的人，怀疑公社化是“冒进”，担心社太大了办不好，等等。对这样一些思想，不可一律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先进思想与保守落后思想有时与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矛盾有联系，一下子不好分清。但一个是两条道路的不同，一个是一致赞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而思想有先进、保守落后之不同，毕竟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因此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混淆了，必定会伤害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甚或使他们对党的政策产生错觉，引起不满。
公社化以后，因为领导上既要组织群众生产，又要组织群众的生活，如果处理不好，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就可能表现得较为突出。这种矛盾，一种是因为领导上对公社化后一些新的问题缺乏经验，解决的不妥当，不及时，一种是部分干部滋长了强迫命令作风，不关心群众的休息和生活，处理问题简单生硬。也有时是领导上的缺点，反而去批评群众，群众因而有意见。
在人民内部，也还有其他矛盾。总之，人民内部矛盾是复杂的，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有些同志觉得工作紧张，认真分析这些矛盾“太麻烦”。这种思想应当扭转。不然，就会招致错误的辩论，是非不清，引起群众不满，影响工作的改进，那样，就成了真正麻烦的事情。
民主与说理是辩论的灵魂
充分发扬民主，充分说理，以理服人，是人民内部开展辩论，并使辩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灵魂。有些群众对辩论有错觉，这与有些干部把辩论当作强迫命令的一种工具，在辩论方法上简单生硬有很大关系。简单生硬的表现主要是：一、对人而不是对事。“轻者批评，重者辩论”的说法，就是不从辩清问题性质出发，而含有打击少数人之意。二、一面辩而不是两面辩，不摆事实讲道理，只由多数人对少数人批评训斥；少数的一方几乎没有机会讲自己的道理，更不用说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三、要求辩论一次就解决问题，不在辩论会外做些工作，不听取对立面的合理的意见。
辩论是一种思想运动，思想活动是可隐可现的，要真能解决问题，不产生假象，在辩论人民内部的问题时，必须创造一切条件，启发对立面之间的争论，强调对事而不对人，不应造成对某一个人的一种政治压力。强调“论的是事，辩的是理”，辩论会要成为“找真理”的会，一次辩论不成，就多次辩论，不必那么紧张。不论领导干部或群众，都要充分说理，而又要服从真理，谁的道理对服从谁。
要使辩论真正能这样开展起来，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树立民主作风，倾听群众的意见。由于公社化后领导上担起了组织群众生产和组织群众生活的重担，当前又出现许多新的矛盾需要调整，领导上更应自觉地积极地发动群众，就有关问题进行鸣放辩论，暴露问题，与群众共同商量解决。尤其要注意发动群众敞开思想，辩论领导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听取群众的批评建议。公社化后，某些群众对领导有些意见，是免不了的，群众的意见并不都是错误的，也并不都属于消极瞒怨，应当说建设性的意见占大部分。因此，一定不要“一出头就顶回去”，也不要使有意见的群众感到是“挨辩论”。这样充分发扬民主，善于发动群众鸣放，灵活地组织群众辩论，采纳合理的意见，对错误意见又能加以纠正，以理服人，才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有利于调整人民内部新的矛盾，从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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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学动态
兽医科学史上的创举
四川万县专区兽医诊断室技术干部何载阳、陈桂攀和技工周世富在打破条件论，砍掉自卑感以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刻苦钻研，试验成功了“山羊化兔化猪瘟弱毒疫苗”和“猪化一代兔化猪瘟弱毒疫苗”。
中共万县地委提出全区在两年内消灭猪瘟的要求后，各地就普遍展开了猪瘟预防疫苗——兔毒的制造。全区有三百多万头生猪，制预防疫苗需要家兔五万多只；但目前全区仅有二万只，其中能制苗的只有六千八百多只。因此，地委即指示专区兽医诊断室用其他家畜代替家兔试制疫苗。诊断室何载阳、陈桂攀等经过反复研究，翻阅有关参考资料，从用兔毒制造牛瘟疫苗的原理中受到启发，决定用这个方法，把兔毒同样注射到山羊体内，再通过若干代，使兔毒在山羊体内充分适应，增加其感受性，制成猪瘟疫苗。在万县市郊区红光农业社，用山羊毒以三种不同的稀释度分别注射了一百多头猪。两周后，将这三种注射猪各选二头，另选对照猪二头，以最强的石门系猪瘟强毒作保护力测定，结果，未注射山羊毒的二头对照猪死去，注射过山羊毒的六头猪安然无恙。同时，他们进行了猪化一代兔化猪瘟弱毒疫苗的试验，也获得成功。
这两项试验的成功，不仅解决了制疫苗缺家兔的困难，还降低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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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学动态
首创特快化学分析仪
机械制造与工艺科学研究院材料研究所的工作者周宗祥、王宗祥等，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首创了一套能够解决普通钢中锰硅磷三元素的化学工序自动分析仪。
仪器中的主要部分是：自动的从溶解试样开始起配制一定浓度溶液的设备、自动的改变某元素所需要的化合物的设备、自动定量分液设备、自动发色设备以及自动洗涤玻璃系统的设备等。这些个别自动化设备，组合成为以电机机械系统来控制的整个自动化设备。使用这台仪器来分析普通钢中锰硅磷只需揿揿按钮，全部分析工序就能于3.5—5分钟完毕；用它配合以普氏光度计能得到准确的结果。避免人为的误差。Ⅰ型自动分析仪的制造成功，解除了化学分析人员的烦倦的劳动。这是改变金属化验室手工劳动的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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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
按劳付酬是我国目前分配制度的基础
贺天中
部分供给部分工资的分配制度，目前在我国的农村已成为主要的分配形式，这是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它不仅是符合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的合理分配方式，而且包含了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因素，因此广大群众都热情地拥护这一新制度。但是，如果因此认为解放后把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妥协让步，是倒退，甚至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却是不对的。我认为过去由供给制改为“按劳付酬”的工资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且在当前，按劳付酬原则仍然是我国分配制度的基础。
过去贯彻按劳付酬原则的正确性和供给制改工资制的必然趋势
分配是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问题，它一方面取决于阶级关系，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也与社会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标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但由于旧有基础落后和战争的严重破坏，当时国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失业现象不能立即解决，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时不仅普遍实行供给制问题无从提起，就是半殖民地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工资制度也无法一下子消除，劳动权也无法保证。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中国社会一直是五种经济并存的局面，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仍然存在，私营企业的工资制度也没有彻底改革。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大力提倡按劳付酬、多劳多得，不仅符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事实上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如果说经过整风和公社化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提倡不计报酬的劳动态度，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那么在存在城乡资本主义的过去，我们的任务恰恰是以按劳付酬原则来批判不劳而获的资本主义思想，以此来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因此过去实行工资制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至于目前我国实行的部分供给部分工资制，首先要认识到它是经过1957年以来的全民整风和大跃进，是我国生产力高速度发展，人民觉悟空前提高后的产物。离开这一发展形势，就谈不到什么部分供给部分工资制。即使是公社化后的今天，无论从生产条件或政治条件来说，都还需要保留一定比重的工资部分，否则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既然今天实行的还是部分供给制，那么在几年前将少数人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又有什么可以非议呢？至于将原有供给制作为红旗，两种制度并存的主张，虽然有其优点和积极作用，但对当时历史条件来说，也未必就完美无缺。那时的供给制，首先是在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物资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的，其主要特点：一是差别小，二是供给标准低，生活艰苦。当时的革命同志都是抛开身家之累，过着军事战斗生活，活动范围主要是乡村和中小城市，人们的头脑中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战胜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后进入了大城市，开始了和平的经济建设，城市生活水平高，人们的需要也多样化了，这时仍以实物供给为主确有许多不便，因此不得不将原来的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另外，解放后不少干部的父母子女找上门来，不少人生活无着落，这样当然就要由公家负责供养。但新老同志的这些问题全部由公家负担，国家财政上有困难，所以也就无法全部照顾。此外，供给制、薪金制干部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当时有若干人对供给制人员和薪金制人员存在不同看法，同时在管理工作上也有许多不便之处，与企业的经济核算制也或多或少的存在矛盾。在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后，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低工资制（其合理因素是按人口），所以在最后将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所谓不可避免并不是把问题绝对化；也并不是说保留供给制完全不行和没有好处。如果能预料到今天的跃进和公社化的发展，而设法解决原有供给制的一些问题，使之适应新情况，也可能利多弊少，但很少有人能谈出适合建国以后到1958年以前的合理的供给制方案（军队供给制确该保留）。马列主义是具有远大科学预见性的，但并不能完全预料具体事态，站在1958年的时间表上看过去，自然了如指掌；从事前看事后，就没有那么多的诸葛亮。不总结历史不能吸收教训，但总结历史必须充分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要善于区分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过去的错误在于没有发扬供给制的平等精神，实行低工资制，而扩大了工资的差别，助长了经济主义和个人主义
承认过去贯彻按劳付酬原则和改供给制为工资制的正确性，并不是否认过去的缺点和错误，反之，如果不能正确认识错误，也就不能在分配制度上前进。过去主要的错误是把按劳付酬的原则绝对化和神圣化了，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分配规律。既没有从共产主义分配原则来认识按劳付酬原则所包含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相对不平等性；又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萌芽成长，而错误的认为在中国谈共产主义分配原则，起码是许多年以后的事。这正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因此在工作上就不能不出偏差和错误。如过分强调了物质鼓励原则；过分美化了计件工资制，过分强调了反对平均主义，扩大了工资差别等等。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挂帅，并在某些方面助长了人们思想中的经济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在对待供给制问题上的确也没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态度去总结它的优点和经验，反之却强调它有平均主义的缺点。这样不仅不能充分发扬我国长期革命中共产主义平等精神的优良传统；而且必然走上扩大工资差别的道路。我们的错误不在于供给制改工资制，而在于改的时候没有从六亿人口出发，实行低工资制；在于没有吸收供给制的共产主义平等精神；在于过分强调了反对平均主义，忽略了高低悬殊的不合理。在这些方面不能不说是受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束缚和影响。虽然，我们在占工资总额百分之十几的附加工资部分中，在医疗、劳保、福利等方面实行了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原则，但这终非主要方面。因此必须从过去的缺点和错误中吸收教训。产生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与我们政治思想水平不高，在政治上缺乏远见，以至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分不开的。
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目前还起着促进生产的作用
在讨论资产阶级法权和探讨供给制的过程中，若干同志的论点实质上是否定了按劳付酬原则在当前和在今后一定时期仍然具有的进步作用。如指责工资制形成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把工资制和等级制等量齐观；神化供给制，主张无限扩大供给比重，认为包的越多越好等等。我们认为既然分配从属于生产力的发展，既然今天的产品还不丰富，还存在社会差别，人们的意识又缺乏完整的共产主义体系，那么今天就不能不保留部分工资制。因之按劳付酬的分配规律就还会起着促进生产的作用。
从共产主义观点来看按劳付酬这一原则，我们必须指出它的不平等；号召人们为共产主义最高原则而奋斗。但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种不平等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又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承认它的相对合理性。无论过去和今天以至短暂的将来，把专家、教授的物质生活和普通工人一下子拉平，都难于行得通。至于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差别和剥削阶级社会的等级制混为一谈，更是不对。尽管二者形式上还有某些相同，我们还沿用了“工资”的名词，但二者本质不同。一个是消灭了剥削后以平等劳动为基础，以劳动为尺度的分配制度，一个是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高等华人和赵太爷”作风，以及“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现象，始终是少数人的问题，这种人在供给制时期又何尝一个没有？马列主义者分析思想根源时，历来都是从阶级根源说起，名利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它存在于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未改造好的人身上，存在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人的身上。
过去由供给制改薪金制时，曾产生片面性，今天就不能再走老路。如果今天我们还认识不到供给制中的共产主义因素，认识不到按劳付酬原则中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我们就不能前进；但是过高地估计供给制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能完全有助于将来。革命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只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制度，并不是与生产联带的一种分配方式。过去的供给制与今天的供给制虽有一脉相通的共产主义平等精神，但并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过去的供给制对克服财政困难；对革命团结；对培养人们共产主义精神是有功绩的；但对革命胜利也只能起着辅助性作用。今天的供给制仍然是有限额的分配，只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和向共产主义分配原则过渡的形式。这种制度虽然较之按劳付酬的工资制是前进了一步的合理的形式，但在执行中也要防止发生某些可能发生的消极作用。如果政治工作跟不上，就有可能出现家属进城，少数人由于降低收入而消极等等现象。这些虽然只能是少数人，但并不能忽视。所以过分强调供给制的作用和过分强调按劳付酬对发展生产的作用，都是离开了政治挂帅。今天人们谈到按劳付酬原则往往把它和政治挂帅对立。事实并非如此。为马克思所提出并为列宁所肯定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规律，并不是在原则上就与政治挂帅相对立的。政治挂帅是前提，但今天不能不要一点物质鼓励。即或在过去的供给制时期，也是反对平均主义的。有人看到大跃进后尤其是取消计件工资后工人的不计报酬、不计时间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就认为物质鼓励原则再没有作用了，这是不正确的。工人和农民的不计时间、不计报酬，是由于伟大共产主义理想的支配，对物质利益作了某些牺牲，并不是没有了物质利益的问题。否认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关怀只能是唯心主义。供给制包的太多，不但因生产水平所限，事实上办不到，也是脱离了人们的思想水平的表现。人们的生活是多样化的，今天还存在着货币和商品流通，包死了既不利于促进生产，也不利于商品流转，结果只是使人感到不便（当然产品丰富时又当别论）。同时这样极易陷入平均主义，陷入生产突击、报酬平等的泥坑。斯大林曾指出：“所有的人都领取同样的工资、同等数量的肉、同等数量的面包，穿同样的衣服，领取同样的和同等数量的产品，——这种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所不知道的”。（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尔米·路德维希的谈话”）
我们今天讨论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目的，是削弱它、批判它，为新形式的分配制度开拓道路，而不是马上要消灭它。共产党人如果不热心于分配制度的走向共产主义，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人们必须在思想上明确：按劳付酬原则在今后只能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削弱，以致最终为共产主义原则所代替。在分配领域内当前和今后的任务将是：通过推行半供给半工资制，保证人们基本生活需要，不断缩小差别，不断扩大供给制比重，扩大人们在经济上的平等，以加强六亿人民的团结，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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