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上海工人是怎样学理论的
?夫
毒草锄掉，鲜花怒放
上海市的劳动人民自觉地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理论的强烈愿望，早已有所表现，反右斗争的经验使他们感到为了对敌斗争非学习理论不可。解放后，人们受到了党的教育。这些教育给人以一种启示：要把革命的道理解透，要使自己的觉悟不断提高，而且能自觉地引导客观形势向前发展，除了必须积极参加实际斗争外，还必须通过理论学习改造和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并且，正如求新厂修造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马仕亭同志（不脱产的工人）和宣传委员陆顺昌同志（冷作工）所痛切感觉到的，为了解答工人同志日常提出的一些问题，也非学习理论不可。在这种真正自觉的基础之上，上海求新厂修造车间哲学学习五人小组就在今年3月自发地组织起来了。他们冲破了“老粗”不能学理论的神秘观念，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取得了经验。
上海市的这个第一个工人哲学学习小组，对上海市基本群众迫切要求学习理论的带头作用很大。全市各厂相继成立了哲学、理论学习组。现在，这些小组已与人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大闹文化革命、大办业余学校的运动相结合，在各业余学校内设立了哲学系、哲学班和社会科学讲座等。求新厂的学习组织形式早已由五人小组发展到四百多人的学习班，现在已成立了哲学研究班和造船专科学校。上海市店员的学习已由市属第一百货公司发展到了各国营商店。郊区的农民也已开始学哲学。
学习理论，推动生产
最近时期上海基本群众学习理论的情况，说明了以下一些问题：
1、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党的基本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需求也就愈为迫切。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进行三大改造，解决经济上的所有制问题。在这个时期，个人与集体的矛盾，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有些还未完全暴露出来。整风和反右斗争，使得这个矛盾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其中除了右派分子与我们之间的敌我矛盾外，更多的情况是属于个人主义旧观点与新社会基础之间的也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教育了全国人民。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胜利，给全民思想大解放奠定了基础。邪气被扫除了，个人主义旧观点与新社会基础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克服，以及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之下出现了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这一切都促使群众的觉悟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自己觉得不学习革命的理论是不行的。上海国棉一厂的学习小组长朱有弟说：“我们一定比一般人辛苦些，照样要开会、学文化，但是理论也一定要学习，没时间，就挤。”她们自觉地订了学习制度，自觉地坚持学习。
2、革命的理论来自实践，反转过来理论又指导实践，推动生产前进。在上海市劳动人民学习理论的过程中，差不多每一次学习都证明了这个真理。上海机器厂的工人学习小组在懂得了不仅相信鬼神是迷信，而且凡是相信实际不存在的东西都叫作迷信，接着就联系到盲目地迷信工程师、技术员以及外国书本上讲的许多事。在打破迷信后，水泵（该厂的主要产品）中原来说不可省的管子也省掉了，搪床上的工具也革新了。他们在讨论到客观规律与主观主义时，检查出：报废的机床，经过修理，还可以用；领导上对提高生产定额怕群众思想不通等等的顾虑也是主观主义的，因为群众要求的定额比领导上提出的还要高。东郊区农业大学哲学课学习到经验主义的错误时，合作社副主任（不脱产）在检查到番茄每亩上肥五十石亩产一百二十石就满足了的老经验以后，就追上厩肥，使番茄篷加高一层，要求亩产三百石。求新厂的学习组在学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时，将一个常常不能完成任务的王元元组（生产组）与另一个在同样条件下能完成任务的唐阿才组加以对比研究，找到了前者抓生产不得法及缺乏思想工作没有政治挂帅的内在原因，就设法对症下药提高了生产力。这样的事例在劳动人民的学习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它完全证明了：革命的理论一被劳动者掌握，就能直接促进生产；革命的理论与群众的实践一经结合，二者就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学习的好坏不决定于文化水平
3、革命的理论人人都可以学，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著作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所以只有真诚愿意革命的、有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实际经验的人才能学得好、用得对，唯文化条件论是错误的。不少人一谈起理论学习，总是先考虑文化水平，以为只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才能学习理论。但是，上海市劳动人民学习理论的实践经验证明：学习革命的理论，文化条件不是主要的，实际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经验倒是不可缺少的。国棉三厂十一个小组，二百五十多人中，小学程度的占62.3％，文盲（扫盲前）占3％，其余的才是中学的程度。据求新厂的经验，学得好不好，不在于文化条件的高低，而在于有无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斗争经验。他们那里有三个中技毕业生，文化程度比一般工人是较高的，但是他们还不如其他工人学得好。至于用得对不对，更不决定于文化水平的高低，而主要决定于立场、思想意识、学习态度的正确与否。一定的文化是学习理论的条件，但是缺乏它也不是不能学。因为他们学习的本子，都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矛盾论”、“实践论”、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红旗”等等；学习的方式，是能阅读者阅读，不能阅读者就听人家逐段念逐段讲，通过自己的领会，参加讨论。
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4、正确的学习态度决定正确的学习方法。劳动人民与知识分子不同，劳动人民的学习态度是老老实实、虚怀若谷和实事求是的。知识分子则往往自高自大，用疑难的态度对待革命导师的著作言论，或者用一套教条主义的死板公式吓唬人，束缚人。求新厂的五人小组，在开始的一个月左右的学习时间内，曾经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起先是从十七、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论讲解起，那时群众反映：哲学“像城隍庙里守门的丈二金刚那样摸不着头脑”。其后又纠缠于如茶杯、茶壶是否在运动等的争论，那时群众又反映：这样不解决什么问题，收效不大。经过这两段的失败，通过大家议论，才走出了教条主义的旧公式，找到了以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为主的便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先学习“两类矛盾”，再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和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等。于是大家反映：“毛主席讲的就是我们做的，使我们有亲切之感，容易引导我们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这与某些知识分子是大不相同的，前者对毛泽东著作有“亲切之感”，而后者却认为毛泽东的著作不值得他们当作理论来学习。这是正确的与错误的两种学习态度的分界线，也是能否正确地贯彻理论结合实际这一方针的分界线。
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他们的学习方法之一，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旗帜，批判与自我批判同时并举，通过人的改造和提高促进工作和生产。上海市第一百货公司的学习小组在讨论矛盾问题时，联系到业务与群众工作的矛盾，用一个先进者——女同志，小孩多，营业员兼团支书，业务工作与群众工作都做得好，和另一个落后者——男同志，家务负担轻，不愿搞群众工作，开会老缺席，业务工作和群众工作都做得差的情形对比研究，展开了批评，鼓励了先进，改造了落后。求新厂修造车间哲学组学习到“矛盾论”中的两种宇宙观时，结合这个车间多年来的埋怨情绪，讨论了全面观点与片面观点问题，经过这个车间的工会主席和党支部宣传委员带头作自我检讨，并联系到主观片面性的阶级根源及旧社会影响的挖根批判，使这个车间的面貌得到改变。车间副主任杨诚经过学习克服了“吃力不讨好”的事务主义作风，群众就用大字报表扬他，说他现在“心中有数，马列主义学得好。”这样的事例到处皆是，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直率无私的优良品质，和他们对学习革命理论的热心。
他们的学习方法之二，是确切地联系当前的形势、边学边用、推动生产。他们既不脱离实际钻牛角尖，也不夸夸其谈，泛泛地联系实际。他们的要求，是用确切地联系当前形势的办法来体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既学到了理论，又领会了政策，并且用之于行动。在目前形势下，他们的每次学习都起到了推动生产跃进的作用。江南造船厂造船车间的学习小组在讨论批判了“多了不能好，好了不能快，快了不能省”的思想问题后，就解决了工种之间的协作问题，在原有的条件之下，使生产能力更多地发挥了作用。五千吨的“和平二十八号”提前下水了。船台周期只八十三天，这件事对其他船厂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8月以后在市委的全市跃进再跃进的号召之下，求新造船厂掀起了“缩短造船周期”的运动。哲学的学习就抓住当时的这个主要矛盾，在过去学习批判主观主义的设计和不合理的工艺过程的基础上，经过对墨守陈规、照搬照套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揭发，找到了缩短造船周期的关键。在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问题、即缩短造船周期到八十二天的指标实现了以后，有些同志又有“差不多”的松劲情绪。哲学学习又结合这种情况，在9月份开始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观点研究“跃进有没有底”的问题，以保证生产的不断跃进。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决定了工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接受程度，比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优越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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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教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搬到农村讲课的初步体会
汪子嵩
北京大学哲学系大部分师生共三百余人，于8月25日下乡，到北京大兴区黄村人民公社参加生产劳动，同时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两个月来，经过参加深翻、秋收等经常的农业劳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公社生产管理等各项实际工作，以及采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学习文件、鸣放辩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小结和听报告等各项教学形式，使参加劳动生产和改革教学、科学研究、改造思想这四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家感到收获很大，对于党中央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有了比较具体的体会，认识到通过参加劳动与实际工作来学习理论是哲学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从而满怀信心，准备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将哲学系的教学改革进行到底，为建立共产主义大学的哲学系而奋斗。
我们有以下三点初步体会。
参加生产劳动和实际工作是改革
教学、科学研究、思想改造的基础
第一，参加生产劳动和实际工作，是改革教学、进行科学研究和思想改造的基础。我们规定：每天上午参加田间劳动：下午进行教学活动，如开讨论会学习文件和听报告等，但在农活紧张时也适当停课与农民一起昼夜突击；夜晚一般是参加农民的各种活动。在劳动之外，参加各种各样实际工作，如扫盲，办小学、农业中学、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帮助农民学哲学和政治，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和农民一起搞农具改革，研究农业技术，建立化肥厂、制糖厂，帮助农民办食堂和托儿所。有的同学还当大队长秘书，当分队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开展各项政治运动时，全体师生都是宣传员。我们已做到每人至少参加一项实际工作。
事实证明，参加劳动和实际工作，对于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是最大的教育。有人原来卑视体力劳动，认为农民干的是“笨活”，等到一参加劳动，才发现最笨的还是自己，即使是用最简单的钯和锄也都得虚心向农民学习，不然就要闹笑话。一个老教授说：“下乡之后，我才体会到：真正劳动的人没有得到享受，而我们这些享受很多的人却没有劳动。”他们开始检讨自己过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学生们都积极参加劳动，同时也不断进行思想斗争。一个学生参加深耕突击后在日记上写道：“我虽然用了大劲，总是赶不上农民，心里想：还是铲浅一点，降低质量，赶上去吧，免得老落在后面而不好意思。但想起党中央关于深耕的指示，我咬紧牙关在农民后面赶，虽然汗流浃背，心里却十分愉快。”许多人通过这些思想斗争逐渐对劳动与劳动人民的感情开始变化。
大家在劳动中和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又参加了各种实际工作，对农村的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体会，各班都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各阶层农民的思想动态，研究现在农村的各项矛盾。许多人都体会到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才是生动而深刻的。三年级一个学生，在下乡前总认为下乡不能算学习。下乡之后，他参加建立人民公社的宣传工作，农民对他提出许多问题，逼得他一再反复回去找材料，钻研文件，进行学习。最后他说：“现在我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才真是认识得比较具体了。要是过去在学校里，我背了抽象的几条就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懂得了，谁知道经不起农民一问。现在这样的学习才能学到真正的生动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在学校里再也不能学到的。”
教学内容以政治运动为中心，
教学目的在于改造主客观世界
第二，教学内容要以当前政治运动为中心，教学目的是要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我们要在下乡这一年期间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政治经济学这三门基础理论课程的基本观点。下乡前我们曾就这三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安排过一个教学计划，下乡后立即发现这样主观规定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在农村学习只能以农村当前的政治运动为纲来进行学习。我们下乡不久正赶上农村展开轰轰烈烈地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我们就抓紧学习建立人民公社的可能性、必要性和优越性等问题。大家一面宣传一面进行调查研究，还请乡和村的党支部书记给我们作报告，讲本乡的合作化史和建立公社前的各种内在矛盾，从而认识到建立公社是内在的必然趋势。最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我们就结合学习分配与积累、劳动力的合理调整和组织等问题。公社实行供给制后，同学的思想震动很大，许多同学开始意识到要过共产主义关就必须不断革命、自觉革命。我们准备开始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学习，首先是从农民实行供给制来学习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曾经有一些同学提出来要将这三门课程分别开。按各自的系统来学习，也有一些同学主张“双轨制”，即以运动为纲而同时又按系统学习。9月底作思想小结时，就这个问题让同学进行鸣放辩论。最后，大家认识到这种要求按系统学习的意见就是过去那套“从大纲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那样最多只能在几个概念名词上兜圈子。现在这样的学习方法才是真正符合“实践——理论——实践”的原则，是真正学习理论的方法。按照现在实际运动的发展来学习，就有无限丰富的内容，可以包括原来这三门课程的全部主要内容，而且它本身的发展也是有系统的。
曾经有人抱着为了解决理论问题、写理论文章的目的去进行调查访问，这样得来的结果，往往是肤浅表面的，甚至有立场、观点的错误。我们强调学习的目的必须是为实践服务。它既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又是为了改造主观世界，而这二者又是辩证地统一的。在康庄参加劳动的二年级同学在大搞技术革命时曾就三个问题展开过辩论：（1）搞什么？有人为了自己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想搞一些“深奥”的技术改革；辩论结果认为应该服从当前农村生产的需要，首先是搞化肥等。（2）怎么搞法？有人要从城里去买许多洋仪器设备来搞；辩论结果认为应该以“土”为主，尽量利用农村的原料设备来搞。（3）依靠什么人？有人认为只能是少数人闭门搞，辩论结果认为应该依靠群众来搞，特别是应该和当地农民一起搞，注意培养农村技术干部。通过这样的辩论，既能顺利开展技术革命的工作，也对每个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有了提高。
主要的教学方法是鸣放辩论和
自己教育自己
第三，教学方法要以鸣放辩论、以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为主。我们采用的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在经常性的实际工作中学习，还是在中心政治运动中学习，都由党总支制定学习计划，规定这一阶段的目标和要求；由同学们作一些有关的调查研究，同时学习文件，进行鸣放；从鸣放提出的问题选择其中反映学生思想的作为重点进行辩论（有些问题就和农民一起讨论或参加农民的辩论），在辩论时再反复阅读经典著作和党的政策文件；在学习过程中也请公社和村的干部或其他同志作有关的报告；最后根据大家辩论的结果，由党总支或政治教员作总结报告。
曾经有同学要求教师多讲课，认为这是学到理论的唯一途径。经过辩论否定了这种看法，确认了群众性的鸣放辩论应该是主要的教学方法。四年级学生所住的一个村子的农民在合作化前进城作小买卖的比较多，还有解放前当过伪军的，干部在工作中也有些缺点。有些同学就说：“这样的村子不够典型，这样的农民不是真正的农民，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经过几次辩论，他们还坚持这种意见。最后是群众自己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才发现原来农民进城作买卖时常遭受城里资本家的欺压，他们在解放前临时挂名当地方伪军也是为了躲避蒋介石匪帮的拉伕，所以农民终究还是劳动人民；干部的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农村中贫农就认为干部的优点勤劳负责是主要的，只有地、富、中农，才老嚷干部的缺点。这样，群众自己明确了阶级立场，解决了问题。事实证明用群众自己丰富多采的体会来做总结，就是成功的讲课，不然就会显得空洞。所以，教学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
这样说，是不是就不需要读书与教师的指导作用呢？不是的。学生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面对着大量的事实材料，难于将它们提高到理性认识。这时，有教师参加的教学小组就要指定一些文件，来帮助同学从实际材料提高到理论认识。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党的政策文件和报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都起了极大的作用。我们反对为读书而读书，但是也坚决反对少数学生有轻视书籍的倾向，因为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才能对实际工作作出正确的总结和认识，才能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
整个教学是由党的总支（系一级）和支部（班一级）来全面安排和领导的，但教师仍有他们的重要作用。教研室与教学小组成为总支与支部在领导教学时的参谋部，他们可以具体计划学习步骤、提出文件、指导讨论时的理论线索，教师也可以作某些有关理论问题的辅导报告或总结报告。我们强调“能者为师”：不仅教师可以讲课，同学（集体或个人）只要在某一方面总结了经验就可以讲课，二年级党支书作的总结讲课很得好评。更重要的一面，是要请农民中的先进人物和农村工作干部给我们上课。师生们听了这些报告都说“这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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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理论刊物上
人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在生产力的发展中 人起着决定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生周新成在“教学与研究”第十期上发表了“关于‘生产力’的一些问题”一文。他对于“生产力”这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在生产力两要素（作者采用两要素说）中，生产工具虽是很重要的因素，人们只有借助于它才能进行生产，但是，人和生产工具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在这个辩证关系中，人是主要的，决定性的，而生产工具则是被决定的。理由是：（一）生产工具是由人来制造的；（二）生产工具如果没有人去掌握、运用，就是一堆死的东西。（三）生产力本身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工具只是它们的媒介。因此，不是生产工具变化了，人才随之变化，生产力才发展，而是相反。这从我国大跃进的事实可以证明：人的思想解放与否，人的干劲足不足，人的劳动经验、生产技能如何，对生产力发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生产工具则是当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感到有必要改进工具，并且在人的作用下，才引起变化和发展。
作者同时认为，不应该强调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为生产力要素中人的最主要的特点。他说，虽然没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人不能进行生产，但是人是社会的人，是有意识有思想的人，人们的思想情况、对待劳动的态度、对问题的认识等等，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我国1956—1957—1958年的马鞍形的教训可以证明：在这个生产曲线发展过程中，生产工具变化不大，人们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也没有怎样显著的变化，但是三年生产力发展速度，相差非常大。唯一的原因就是人们的思想变了，政治觉悟提高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更充分了。因此，人的思想觉悟的高低，及其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利用程度，对生产力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决定意义。
最革命的因素是人的思想
生产力的两要素中，人和工具的关系怎样？是人带动了工具，还是工具带动了人？关于这个问题，赵纪彬在他写的论证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人和工具”一文中（载“中州评论”第五期）认为：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是创造工具的唯一源泉，而生产实践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动力，不是“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是思想意识和政治觉悟。这是在他介绍了恩格斯的论点，批驳了普列汉诺夫的论点之后得出的结论。他说根据我国生产大跃进，文化革命、技术革命大跃进的高潮来看，生产的变更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并非是从生产工具底变更和发展上开始，而是勇敢勤劳的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涌现出了自己创造历史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他说：“由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树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途，人的主观能动性空前加强，因而恩格斯人口学说的科学真理及其革命威力，便在七十四年后由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所证实，并由毛主席所发展。”最后，作者并认为“否认人是生产者，否认人是生产力，不以人为决定因素而以工具为生产跃进的动力而等待着工具的机械化，将会在理论上导出严重的错误，实践上陷入反动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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