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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名法学家梅汝璈
谈在天津视察的观感
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天津各级人民法院推行公开审判、人民陪审员、辩护、合议和回避等五种新的司法制度有成绩；劳动改造工作的成绩更为显著。
新华社天津4日电 新华社记者方凌报道：天津市各级人民法院推行公开审判、人民陪审员、辩护、合议和回避等五种新的司法制度是有成绩的。劳动改造工作的成绩更为显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名的法学家梅汝璈博士对天津的司法工作视察了十二天以后在今天对记者说：这是他在这次视察中印象最深的一点。
梅汝璈首先谈到了天津市推行公开审判制和人民陪审员制所取得的成绩。他说，除了有关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少年犯罪的案件以外，其他的案件都作到了公开审判。除去简单的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以外，全部执行了陪审员制度。法院还鼓励当事人上诉和聘请律师辩护，有力地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天津市的劳动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梅汝璈说，“当我看到那些犯人在认真地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我简直感觉不到这是监狱。监狱里虽然没有像我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狱里所看到的那些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看守人和重重深锁的牢门，但是管理犯人的工作人员一点也不感到危险，他们和犯人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像老师和学生一样。”
梅汝璈说：“我在天津看到的劳动改造政策的成绩，可以驳斥那些用西方的‘强迫劳动’的定义来诬蔑我国的人们。”他说：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让犯人去劳动就是体罚，目的是叫犯人的身心感到痛苦。而我们让犯人劳动的目的是把他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犯人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劳动能力和个人志趣在劳动中尽量培养和发挥自己的专长。”
梅汝璈说：“在天津监狱中，我看到一些会外国文的犯人在从事儿童读物或科学书籍的翻译工作，一些原来只会偷窃的人现在学会了掌握机器进行生产。他们每天工作也不过八、九个小时，但工作水平提高得很快。对那些身体衰弱和少数不愿意劳动的犯人，也并不强迫他们去作。许多犯人刑满后还很留恋那些熟悉的管理人员、机器和工作的环境。今年就有一千九百二十七名犯人刑满后自动地留下来工作，他们现在已成为工人和职员。一些服刑期满被释放的犯人还常常给监狱来信表示感谢，并报告他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的成绩。”
梅汝璈说：“监狱中的工作人员很尊重犯人的人格和劳动，犯人在劳动中有了新的成就可以受到物质奖励和减刑。今年以来犯人们在劳动中提出一千五百多项合理化建议。许多人把得到的奖金节省下来寄回家去，他们的家人因此感动得流泪，感谢政府把他们的亲人改造成有用的人。”梅汝璈说：“从这些情况来看，对犯人进行劳动改造是绝对正确的，也是非常人道的。”
当记者问起天津市司法机关在执行司法政策和案件审理中还有什么缺点时，梅汝璈说：“这些干部在执行政策方面，是勤勤恳恳、奉公守法的，但在审理某些案件上也还有偏差和错误。根据天津市各级人民法院对一批一审案件的检查，其中曾有0.52％件案件有错判现象，有1.43％件案件判的不尽恰当，而带有或多或少的偏差，但是现在这些错判和判决有偏差的案件已经得到纠正。”梅汝璈说：“由于干部的文化和业务水平不高、经验不足，而且人少事多，加之我国还没有一个完备的刑法典，量刑是很困难的，因此发生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梅汝璈认为克服这些缺点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更广泛地鼓励和推行辩护和上诉制度。此外，法院及时主动地检查和改判错判案件的工作、律师和人民陪审员的培养教育工作都必须大大加强。
梅汝璈在天津视察了法院、监狱、未决犯看守所、少年犯管教所和劳动改造单位，听了公安、司法、检察等部门的汇报，旁听了几个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审判，还研究了几个在审判中曾经出过偏差的案件。他在天津的视察工作已在今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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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袁翰青
在江苏视察后提出建议
科学院的一些研究工作人员应加强同教授的联系和合作，专家和研究工作人员可以兼任一些教学工作，教授可以在几个学校兼课，应给助教一些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
新华社南京5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袁翰青在江苏视察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时，对加强各高等学校和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单位的联系和合作问题，提出了建议。袁翰青认为，中国科学院在南京的一些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同南京的一些高等学校里的教授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上的联系和合作已有许多成就，但是还不够经常和密切，今后应继续加强这种联系和合作。南京各高等学校的教授在研究工作上希望得到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单位的协助，也应尽量求得解决。他建议今后中国科学院在南京的有关单位的一些专家、研究人员可以到南京的高等学校兼任一些教学工作，这样可以经常互相接触了解，互相帮助，促使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袁翰青针对目前各高等学校教授的教学情况，提出各高等学校的教授也应根据实际需要互相兼课，专长某一专业学科的教授可以在几个高等学校专教这一学科的课程，这样既能节省人力，又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还可以帮助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开展。
袁翰青根据视察时了解的情况，认为近年来各高等学校很多助教开课教学，这是一支很大的教学队伍，同时，助教在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力量。他提出要使助教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也有一定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以便国家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培养更多的新生力量。他还建议，对于有些助教不愿担任教学工作，要求专门去做科学研究工作的思想，也要进行说服教育。
袁翰青在视察期间，还了解到各高等学校需要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对高等学校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给予一定的经费和人力上的支持和帮助的意见，需要在南京成立一个科学技术图书馆和江苏省人民出版社能适当出版一些科学论文以及学术性的书籍的意见，需要中国科学院定期编辑全国和各国科学技术期刊论文联合目录的意见等。这些意见和要求，袁翰青有的已反映给江苏省有关单位，有的将向中央有关单位汇报提出。
袁翰青在江苏南京、南通视察了各高等学校以后，还认为各高等学校宁静的环境和近几年来新增加的许多仪器设备、建筑等，是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很好的条件。他认为，江苏省各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今年许多院校都举行了科学讨论会，报告的科学论文有六百多篇。这些论文大部分是对当前国家建设、工农业生产、医药卫生事业和教学工作等有着实际指导的意义。
袁翰青从11月21日到12月4日，先后视察了南京大学、南通医学院等高等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他在视察时期还和许多教授、系主任等举行了座谈会，了解到各高等学校里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许多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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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王学文（中）、王新章（右）11月28日到南京市江南水泥厂视察和了解生产上的问题。图为水泥厂工程师胡庆泉（左）向代表们介绍水泥窑的运转情况。 新华社记者 许必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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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采取三项措施
保证按期召开县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新华社广州4日电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根据省人民检察院的提请，最近正在着手纠正各县、市不按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人民委员会会议的不良现象。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决定采取三项措施来加强指导和督促各市、县人民委员会执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度和人民委员会会议制度。这三项措施的第一项是：各市、县人民委员会应该在最近一次举行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对本市、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会议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检查的结果和市、县人民委员会所作出的决议内容，应该列为市、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一部分，向最近举行的市、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交代，并且上报省人民委员会。
第二项措施是：为了保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按时召开和依法进行会议工作，各市、县必须把中心工作列入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各级国家机关和工作部门应该为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工作。同时要求市、县人民委员会领导人员对干部加强法制教育，使干部树立法制观念，保证宪法的执行。
省人民委员会的第三项措施规定：建立有关市、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会议工作的请示报告制度。今后各市、县人民委员会要在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后的十五天、人民委员会会议后的七天内，把会议的简要情况和决议报告省人民委员会。
省人民委员会还决定在需要的时候，将派出工作人员到各地督促、检查这些措施的执行情况。
新华社广州4日电 广东省各市、县不按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人民委员会会议的现象很严重，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最近根据在全省一百一十一个市、县检查的情况，提请省人民委员会纠正这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不良现象。
根据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调查，广东省违反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现象是严重的。两年来，全省一百一十一个市、县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的情况是：去年一年除了广州、潮州、湛江、新会、新兴五个市、县依法按期举行了两次会议以外，有九十四个市、县只举行过一次会议，而台山、开平、恩平、化县、廉江等十二个县一次也没有举行；今年只有南雄、廉江二县举行了两次会议，有三十四个市、县举行过一次，而有七十五个市、县一次会议也没有举行。
据省人民检察院调查，广东省有的市、县在举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人民委员会会议时，还有草率从事，流于形式的现象，甚至还发生过一些违反法律的事情。例如：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人民委员会委员的时候，不是依照法律规定由代表提出候选人的办法来进行；县人民委员会会议还擅自撤销了个别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在给省人民委员会的提请书中指出：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某些市、县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法制观念薄弱，对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缺乏理解，对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和人民委员会贯彻集体领导原则的严肃意义认识不足。提请书还指出，这种情况必然阻抑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积极性的发挥，使人民民主制度不是不断加强而是日趋松懈削弱，导致有害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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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慰问团第一分团抵道孚
沿途慰问各族农民牧民
许多地方出现了“帐篷村”；“会见毛主席派来的人”成了最激动人心的一句话
新华社康定5日电 中央慰问团副团长阿旺嘉错、夏克刀登率领的第一分团部分人员，3日下午到达了海拔三千一百公尺的道孚县城。
在道孚城郊宽阔的谷地迎接慰问团的有城区和郊区的各族居民，从遥远的山庄、牧场赶来的农民和牧民，藏民团的军官和士兵，男女藏族自卫队员，以及道孚县党政机关干部等近三千人。著名的灵雀寺和道孚县其他寺庙的八百多喇嘛，也举着各自寺庙的旗子，吹着海螺、大号等法器，欢迎慰问团。道孚河谷一片欢声，欢迎的群众一直把慰问团人员簇拥到住所。
中央慰问团第一分团人员离开康定后，在到达道孚的二百多公里的康藏公路线上，已经和上万的人民会面，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关怀和慰问；并且派出小组向远离公路线的山区农民、牧民进行慰问和赠送纪念章，发放慰问品和救济衣粮。这些天来，“会见毛主席派来的人”，已经成了慰问团所经地区最激动人心的一句话。许多地方出现了“帐篷村”，通达山和雅拉山下的男女农民和牧民们，寺庙的喇嘛们，带着帐篷、?粑，翻山越岭地走几天路，来到公路线上的新都桥和八美村和慰问团会见。木雅区的青年农牧民们，还为慰问团举行了马赛。八美村四十八岁的老农民贡呷生根对慰问团人员说：“我从八岁到四十二岁，过的是无家无地、流浪讨乞的生活，还欠了一身债；解放后我才吃上饱饭，穿上暖衣。现在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一头耕牛和七只羊子，我开了二袋地（每袋八十四斤，一袋地就是可以撒一袋种子的土地），去年就打了十八袋粮食。请你们把我的感谢带给共产党和毛主席。”贫农柴洛和他的妻子尼玛还领着慰问团人员去参观他们在民主改革以后新盖起的十间新房和置办的新家具。他说：“现在我们这些整年住棚棚的人，也吃得起饭了，走得起路了，也有了家了。只有好好生产才对得起党和政府。”
慰问团随行的歌舞团、电影放映队和医疗队，沿路展开工作，几十里外的居民都跑来观看电影或看病。
慰问团人员在途中还访问了乾宁县著名的寺庙惠远寺，并向寺庙赠送了锦旗，放了布施。这座寺庙建于二百二十年前，第七世达赖喇嘛曾在这座寺里住过六年。第十一世达赖喇嘛就诞生在这座寺庙所在的惠远乡。惠远寺的歌教活佛和堪布道登陪同慰问团人员参观了寺庙，并对中央保护寺庙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表示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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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外寄来慰问信
缅甸华侨赞扬铁道兵
新华社福州4日电 修建鹰潭—厦门铁路的铁道兵收到缅甸华侨团体或个人寄来的大批慰问信。缅甸华商商会、华侨兴商总会和仰光华侨门市公会的一封联名信上说：“鹰厦铁路快要通车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暖了侨胞们的心；鹰厦铁路上日日夜夜出现的英雄事迹，鼓舞着侨胞们爱国的热情。当久别家乡，对桑梓一草一木都怀有深厚感情的海外侨胞，结伴还乡省亲，坐上祖国舒服的火车，奔驰在你们修筑的铁路上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荡漾起一阵甜蜜的感觉。感谢你们实现了侨胞多年的愿望。”仰光中华中学星火班的三十四个学生在一封集体信上说：“亲爱的筑路的叔叔们，每当寂静的夜晚，我们就仿佛看到祖国的土地上闪烁着千里灯火，看到那长长的铁龙在故乡来回奔驰。叔叔们！我们将以永恒的记忆，来记住你们的名字——铁道兵。在地理作业本上，我们将绘上一幅鹰厦铁路的详图，上面写着：千百位叔叔的心血结成的幸福之路。”
许多华侨老人也作诗歌颂。仰光中华中学校长吴培根老先生写了两首七律诗，其中一首是：英雄刚毅辟闽疆，造福人民乐未央，峻岭迂回开隧道，急湍奔流架桥梁；北通京沪观名胜，南下鹭江固国防，如此丰功年底现，颂君伟绩体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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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扩大统一战线
许多上层人士参加政权工作
据新华社讯 今年以来，四川省各少数民族地区数以千计的各民族上层人士包括活佛、喇嘛、土司和头人等，参加了各级政权和政协工作。据统计，他们参加政权和政协工作的人数，现在比去年增加了一倍以上。
在藏族和彝族聚居的地区，由于统一战线得到了发展，这些地区的各族上层人士领袖人物，从解放以来就已经大部陆续参加工作，担任了州、县、区各级政权的领导职务，目前，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千多上层人士已经全部参加工作，凉山彝族自治州在去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有一千多人，现在已经增加到二千五百多人。
各地人民政府除了对愿意参加工作的上层人士已尽量使他们担任了适当的工作以外，还对许多未参加工作的人在生活上给以帮助。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中，这些上层人士作出了许多贡献。他们经常对政府工作提出各方面的建议，向亲友、家人宣传解释政策。在今年的民主改革中，许多人积极带头执行政府的和平改革政策，劝导家人亲友守法。凉山彝族自治州还有二千多土司、头人等，组织了好些个视察团和工作组，到各县去视察民主改革和农业生产工作，解决了不少工作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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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数干部深入连队帮助工作
福建前线部队改进领导作风
据新华社讯 福建前线的许多部队在“八大”文件学习中，改进了领导作风。
各部队在10月和11月间，集中团以上干部学习了“八大”文件。然后在领会“八大”精神和联系部队实际的基础上，在中共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了领导作风的检查，并且研究了改进工作的方法。
现在，许多部队的工作中都出现了新的气象，领导机关的大多数干部都深入连队帮助工作。防空军某师正、副师长到连队以后，和士兵们一起吃饭、睡觉，夜间也常常和士兵们一起在阵地上演习。他们还利用空隙时间，召开各种座谈会征求士兵意见，帮助连队解决具体困难，许多连队在冬季训练中，普遍采用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某部一连通过群众性的评教案、评管理教育和评工作的“三评”，提高了全连士兵的积极性，使各项训练获得了优秀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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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技巧运动表演赛昨开始
本报讯 1956年全国拳击、击剑和技巧运动表演赛的技巧运动比赛在昨天（5日）下午开始。在男子、女子自由体操规定动作比赛中，得分最高的是上海市黄文清（九点四分）和天津市杨波紫（九点一分）。黄文清曾经获得1954年十三城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田径、体操运动大会男子乙组自由体操第一名。男子组得分占第二位的是上海市乐振祥和北京市罗文锐（都是八点六分）。第三位的是王兆龙（成都）、胡俊（浙江）和严亥（北京），他们都是（八点五分）。女子组第二名和第三名是上海市王淑英（九分）和北京市黄新河（八点八分）。
除了技巧运动比赛以外，昨天还有女子轻剑决赛和男子轻剑第二和第三组的预赛。
经过激烈的搏斗，天津市运动员倪珍珠以五战四胜的战果，取得我国第一个女子轻剑的冠军。北京市赵克英和武汉市王辑音都是五战三胜，但是赵克英在比赛中刺中对方十八剑，王辑音只刺中十六剑，因此赵克英夺得亚军，王辑音退居第三位。
男子轻剑第二组预赛结果，取得决赛权的是北京市运动员高侠魂
（五战五胜）和李俊生（五战四胜）。第三组取得决赛权的是西安市李志雄（五战五胜）和北京市黄占鳌（五战四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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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干部从统计表报中解放出来
张诗椿
最近，中共福建省平潭县委会召开了一次区委办公室人员的会议，大家一致反映区委的工作既多又乱，每天的电话来往不绝，统计表报填写不完。他们一致要求县委会切实地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使他们能够从电话和表报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深入下去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日益发展，县里的工作分工越来越细，增设了许多新的机构，而区委仍然只有一个办公室；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县里的工作缺乏计划性，特别是许多县级机关只图自己的方便，很少为区乡干部的困难着想。据到会的同志反映，平潭县各区普遍地存在着这样几种现象：第一，县的领导机关习惯于用电话向区委要材料，这样区委就不得不专门设一个人来接电话。而且由于材料和数字总是要得那末急，限定一两天甚至几个钟点之内就要报到，所以有时区委办公室就只好关上门，调动所有干部下乡搜集材料，甚至拉上区委书记和区的其他领导干部一起来搜集材料。经常是不但区干部忙得不可开交，连乡、社干部也跟着忙得满头大汗。第二，不管大事小事，都要区委供给情况。有个区委办公室的同志计算了一下，向他们要材料和布置工作的，不仅有县委各部和县人民委员会的各科，还有银行、供销社、粮食局、税务局、水产供销公司、油脂公司、食品公司等二三十个单位。在这些单位调查了解的情况中，固然有许多是重要的问题，需要听听区委的意见，但也有许多是经济和事业机关自己就能够决定的。例如，农民宰猪的问题，食品公司也要打电话问区委。而且有些县级机关因为问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遭到区委办公室人员的拒绝以后，又不厌其烦地去问区委书记，使区委书记经常被电话和一些琐屑事务拖住而下不了乡。第三，有些情况和材料，本来只要县的领导机关互相联系一下，就能够解决的，但是有些机关仍然要问下面要。因此，同样一个问题，区委既要向这个机关汇报，也要向那个机关汇报。这就不但浪费了纸张和油墨，而且加重了干部的负担。而县里有些机关为同一问题发出的报告和指示，除了直接通知他们的下级以外，虽然和区委的工作关系不大，也要打电话通知区委，或者印成文件送给区委。这也是区里电话增多和文件处理不完的一个原因。
到会的同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现状，他们希望凡是县里工作性质相近的办公室应适当合并，作到统一布置工作和调查了解情况；各部门向区委要的材料、特别是数字材料要尽量简化，并且要给区里比较充裕的搜集整理材料的时间；凡是在县里能够了解到的情况和要到的材料不应向区委要，特别是在区里有派出机构的单位，更不应向区委要材料和布置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区级机关的负担，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考虑中心工作，能够抽出更多的干部下到乡、社，具体地帮助乡、社干部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区干部的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中共平潭县委和平潭县人民委员会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正在着手改进本身的工作。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县里能够单独解决的，希望省和专区的党政领导机关也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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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崩龙人的村庄里
本报记者 陈勇进
很久以来就想看看兄弟民族的生活，了解了解我们的党在兄弟民族地区的工作。在云南龙陵县访问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住在高黎贡山下的崩龙人的村庄里——那线村。
未到那线村时，龙陵县霸王区里的同志告诉我：那线村里说汉话说得好的是会计董大新，找到他，翻译问题就好办。我到那线村时，区供销社的一个青年也在那里等着他。他问一个正在破竹子的老头，董大新到哪里去了。那老头说县里派来了兽医站的同志给猪打针，他们给这村上的猪打了针就一块出去了。那青年正想走，一个头发蓬松的三十五六岁的人，半挽着裤子进来了，这就是董大新。那个供销社的同志把他们缺少什么东西问了一遍就问他们订做的蚊帐合适不合适。董大新高兴地拉着我看他家的两架蚊帐，那两架雪白的蚊帐在轻风吹透的竹墙里摆动着。谁能晓得崩龙人兄弟对蚊帐感到这么亲切呢？原来这是当地的工作同志怕崩龙人民再得可怕的疟疾病，特地贷的蚊帐款由区供销社定做的。
“你看共产党对我们崩龙人多么关心！”董大新说着眼里闪着无限的激动，又仔细地看看他屋子里挂着的两个白蚊帐，看看他床上的毯子说：“共产党不来我们崩龙人不敢到这里来，这屋子和屋里面的东西都不会有，没有共产党这稻子甘蔗棉花不会在我们的田地里长。”
确实，董大新这几句话表达了崩龙人民生活的重大变革和对党的感谢。世世代代崩龙人都住在高黎贡山的云层上面，在那高大的高黎贡山上开点土地种点玉米。每年收获的粮食仅够一两个月吃的。他们不得不从高黎贡山上走下来租山下地主的土地种。每天早上走二十多里下山来种田，每到傍晚再跑上山顶顶的村庄上去。世世代代都这样跑下跑上地给地主种田，但他们世世代代都饿着肚皮。他们大中寨的八十多户人家在过去没有一家有被子，在高山飘雪的日子都是燃着火睡觉。在以往这高黎贡山的崩龙人，隔不了几年总会有一场灾难，使他们这个村庄上成百人的死亡。董大新说：“我记事以来，大中寨的崩龙人有六次大灾难，最多的一次死了一百九十多个，1943年我母亲和妹妹得恶性病死了，1944年我的兄弟死了，1948年我的老婆和一个孩子死了；共产党来后我又成了家，有了孩子。”董大新说着轻轻地把他的小姑娘搂在怀里。
一个穿黑条红筒裙的妇女，她做着针线活，也凑近来说：
“共产党早来两年我母亲就死不了啦！”她低下头来像回忆无限悲惨的往事，没等别人开口她又说：
“同志，前年我们这个小村上又有了‘瘴气’死了十七口人。政府听说有了‘瘴气’就派人来治病，要不然，咱们也见不上面了。”
这个小小的那线村的变化，是最近两年的事。1953年这里传来了土地改革的风声！当地的地主们就跑到高黎贡山上的大中寨说：他们愿意把土地让给崩龙人种不要租子。大中寨的崩龙人从高山上迁来四十多户。他们来后的第二年，疾病紧紧追赶着他们来了，四十多户人家死了十七口人。政府听说这里有了恶性传染病，星夜派人来急救，才算停止了。怕疾病的崩龙人又搬回山顶上的大中寨，就留下现在十户人。去年土地改革了，这些从来就没有水田的崩龙人得到了水田，接着他们寨子上又成立了合作社，当地的区委会亲自派人帮助他们生产，叫他们到农场里学习选种。就这样他们才得到了丰收。今年，他们又种了双季稻，又种了大片片的棉花，可以说这里的崩龙人是第一次种棉花；他们开始在施肥。那肥沃的黑土上施肥的玉米，比北方的高粱还高。他们这里永远不知道旱，因为到处有山间的流水；他们也不会被淹，因为他们在高黎贡山的山脚下，现在在这个小小的那线村里，那猪群、鸡群、牛群使它显得更加丰裕。
那线村的崩龙人，清楚地知道他们过去所以经常得流行病而死亡的原因，就是穷困和不讲究卫生。现在每家的房子里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现在十家人有十九个蚊帐。他们正学习文化，董大新就是积极学习的一个。不管在田间休息的时候，也不管到别的地方去，见了干部或者认字的人，只要他有不认得的字就会发问；现在他们那线村的人名字，他都能写得来。在那线村不少男女青年们都买了水笔和本本，在休息的时候就互相教学。
这天晚上，我住在这个新兴的兄弟民族的村庄上。人们在吃过晚饭后到董大新那里记工分，其中也有姑娘们凑来闲谈。董大新拿出葫芦笙吹起来，另外一个姑娘用口弦和着。这种乐器的声音听来特别幽雅。董大新吹了一段说：“我们崩龙人串姑娘时，就用这葫芦笙，在屋外一吹，姑娘就出来了，姑娘们知道她最喜欢的小伙子的葫芦的声音。我这老了”，董大新闪烁着快乐的眼睛，看着那灯影影里的姑娘说：“你看，那个李小安就有好多小伙子来串〔注一〕她。”
李小安，一个才十七岁的姑娘在灯影里用手遮着面孔。
董大新说着唱了他们村庄上流行的串姑娘的调子：
过去我是个穷人家，
家里穷得一样也没有，
就是连父母也没有；
我想送给你鹿子〔注二〕吃也没有钱买。
我要再唱一遍，
如今有了共产党有的田和牛，
你就会把我爱。
屋子里的青年男女们听着董大新唱，也咯咯笑起来。董大新唱完又捧着葫芦笙吹起来，这优美的笙声和快乐的歌声直到深夜。
〔注一〕串姑娘是选择恋爱对象的意思，一个年青姑娘可以有很多的小伙子串，最后由姑娘决定。
〔注二〕鹿子是妇女嚼的一种东西，用来染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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