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苗语方言的划分和对创立、改革苗文的意见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 马学良 王辅世 张济民
苗族是祖国大家庭中勤劳智慧的民族之一。它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由于历代反动统治的结果，在许多方面都比较落后。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正确贯彻了民族政策，已使苗族的政治、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但是，苗族到现在除去滇东北和贵州西北角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赫章县一带有一种传教士创立的文字以外，在绝大部分的苗族地区还没有文字。早在1951年，前政务院就决定要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三条）。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其他有关机关，曾多次到苗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对个别方言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规划，准备在今年提出苗语文字方案。为了如期完成这一任务，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今年5月到9月在苗族地区组织了东路、中路、西路和黔中南四个分队以及海南岛小组，分头进行调查。补充调查的地区，有贵州的东南部、西部和西北部，广西的北部和西北部；普遍调查的地区，有湖南的西部和西南部，贵州的东北部、中部和南部，四川的南部和东南部，云南的东北部，湖北的西南部和广东的海南岛。前后组织了三十五个小组，调查了七十多个县、市，一共记录了二百多个点的材料。现在，调查工作的第一阶段（指方案产生之前）已经结束。经过一段时间的比较研究，材料已经初步整理出来。
苗语方言情况
苗族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湖北、广东等七个省里，人口有二百五十多万，只有下列一些地区所说的语言不相同。海南岛的苗族约一万一千，他们说的话和广西兴安一带的瑶语接近；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湖南城步县大部分的苗族共有五万多人，他们说的话是汉语的一种方言；贵州天柱县白市一带的苗族约有两万多人，他们说的是另一种汉语方言；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阳冲、大高坪一带和贵州黎平县滚董一带的苗族共有七千多人，说的是当地的侗语；湖南永顺县和龙山县的大部分苗族约有两万多人，说的是当地的汉语。
我们根据材料初步划分苗语为下面几种方
言：
一、东部方言：说这种方言的苗族主要居住在湘西苗族自治州和贵州东北部的松桃、铜仁两县，四川东部的秀山县。另外在湖南的新晃侗族自治县、麻阳县，广西的河池、南丹、都安瑶族自治县等县，贵州的榕江县，湖北的宣恩县也有少数人居住。说这种方言的约有四十四万多人，湘西苗族自治州和贵州的松桃构成一个大聚居区。这个方言又分为两个次方言：（1）东部次方言：这种次方言通行在湖南的泸溪县，吉首县的东部，古丈县的东部，龙山县的南部。说这个次方言的人数约有四万。这个次方言又分为三个土语：南部土语通行在泸溪县的小章、大章一带，说这个土语的人数很少；中部土语通行在泸溪县的大部，吉首县的东部，古丈县的南部，说这个土语的约有三万人；北部土语通行在龙山县的南部，说这个土语的只有四五千人。（2）西部次方言：这种次方言通行在湖南的凤凰、花垣、保靖，贵州的松桃、铜仁，四川的秀山等县的全部苗族地区，湖南吉首县的大部分地区和古丈县的西部。湖南的新晃侗族自治县、麻阳，广西的南丹、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等县，湖北宣恩县等地的苗族，也说这个次方言。说这个次方言的总人数约有四十万。这个次方言又分为两个土语：东部土语通行在湖南的花垣县的东部，吉首县的西部、北部，保靖县的东部，古丈县的西部，凤凰县的叭仁乡，湖北的宣恩县。说这个土语的约有八万人。西部土语通行在湖南的凤凰（除去叭仁一个乡），贵州的松桃、铜仁，四川的秀山等县的全部苗族地区，湖南花垣县的大部分地区，保靖县的西部，吉首县的南部。另外湖南的新晃侗族自治县、麻阳，广西的南丹、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等县和贵州榕江县的一部分苗族所说的话，也属于这个土语。说这个土语的约有三十二万人。
二、中部方言：说这种方言的苗族主要居住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广西的大苗山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两县。贵州的都匀、三都、荔波、关岭、贞丰、兴仁、安龙、平坝、福泉、清镇等县一部分地区的苗族，湖南的靖县、会同两县的苗族，也说这种方言。说这种方言的约有九十万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一个大聚居区。这个方言又分为两个次方言：（1）北部次方言。除贵州的荔波和从江县的一部分地区外，这种次方言通行在整个方言区，说这个次方言的人数占方言区人口的99％以上。这个次方言又分为四个土语：北部土语通行在贵州的黄平、施秉、镇远、雷山、炉山、台江、剑河等县和丹寨、麻江、关岭、丰贞、安龙、兴仁、福泉、平坝等县的一部分地区，说这种土语的约有五十万人；中部土语通行在贵州的三都、都匀等县和丹寨的大部分地区，说这种土语的约有十万人；南部土语通行在贵州的从江和榕江县的大部分地区，广西的大苗山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两县，说这种土语的约二十万人；东部土语通行在贵州的天柱、锦屏、三穗，湖南的靖县、会同等县和贵州黎平的一部分地区，说这种土语的约有十万人。（2）南部次方言。这种次方言通行在贵州的荔波县和从江县的一个乡，说这个次方言的约有六千人。
三、西部方言：说这种方言的苗族主要居住在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广西西部和云南东南部。在云南的西部、北部、东北部，四川的西南部，也有少数人散居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间。说这个方言的约有七十万人。说这个方言的苗族没有大聚居区，只是在四川的泸州、宜宾两专区，贵州的毕节专区，云南的文山、蒙自两专区分布的密度较大。这个方言又分为两个次方言：（1）第一次方言通行在整个方言区，说这个次方言的约有六十六万人。这个次方言又分为两个土语：第一土语通行在四川南部的叙永、古宋、古蔺、兴文、珙县、高县、筠连、长宁等县，贵州的金沙、赤水、仁怀、兴义，云南的镇雄、威信、文山、砚山、丘北、马关、西畴、麻栗坡、富宁、河口、蒙自、屏边、开远、金平、元阳等县。在贵州的福泉、水城、纳雍、大定、黔西、织金、普定、晴隆、郎岱、关岭、贞丰、兴仁、望谟、安龙等县和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云南个旧市、广南县的一部分地区，也有说这个土语的人。另外散居在滇西、滇北、川西南各县的苗族，也说这个土语。说这个土语的约有五十二万人。第二土语通行在贵州的织金、纳雍、普定、安顺、关岭、兴仁、水城等县的一部分地区，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睦边等县的大部分地区，云南广南县、个旧市的一部分地区。说这个土语的约有十五万人。（2）第二次方言通行在贵州的纳雍、赫章、水城等县，毕节、织金也有一少部分。说这种次方言的约有三万至四万人。
四、滇东北方言：说这个方言的人主要居住在云南东北部的彝良、大关、昭通、永善等县和贵州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和赫章县。在云南的盐津、绥江、鲁甸、巧家、武定、罗次、寻甸、禄丰、富民、安宁、嵩明、曲靖、榕峰等县和昆明市有少数散居在汉族和其他民族中间。贵州的水城、织金、普定、郎岱、紫云等县，也有一部分苗族说这个方言。说这个方言的约有十万人。
关于黔中南一带苗语：在贵州省中南部贵阳市、贵筑、龙里、惠水、贵定、平坝、安顺、长顺、平塘、紫云、罗甸、望谟等县、市居住的约二十多万苗族所讲的话，和东、中、西、滇东北各方言都不大相同，它们内部也很不一致。根据对这个地区做了二十三个点的调查研究，我们初步认为这一带苗语可以分为四个小群。为了研究上的方便，分别以平坝凯洒、惠水高坡、紫云宗地和龙里河马河作为代表点。现在分述如下：
（1）黔中南平凯苗语：说这种苗语的人，主要居住在安顺县的华岩乡、朵戛乡，平坝县的凯洒乡、凯掌乡、马场乡、长顺县的北部，惠水县文化乡，贵阳市的花溪等地。另外在惠水县的白日乡、紫云县的新世乡，清镇县和镇宁县的一部分地区，也有少数苗族说这种苗语。说这种苗语的总人数据估计约有十二万。
（2）黔中南惠高苗语：说这种苗语的苗族主要居住在惠水县的高坡自治区、摆金乡、鸦绒乡、摆塝乡、岩头乡和龙里县的羊场自治区。说这种苗语的估计有五、六万人。
（3）黔中南紫宗苗语、说这种苗语的苗族主要居住在紫云的宗地、泉初、懒龙坡、新寨、坂当、克混、猴场自治区，四大寨和长顺县的代化、打引等地。散居在惠水南部地区和罗甸的木堡、鸿亭、摆落以及望谟县的交朗、打易、绒春、麻山、长田等地的苗族，也说这种苗语。说这种苗语的估计有五，六万人。
（4）黔中南龙洗苗语：说这种苗语的人主要居住在龙里县第四区的洗马河和贵定县的那旁一带。在福泉也有少数的苗族说这种苗语。说这种苗语的约有一万多人。
苗语各方言之间，语法上的差别不算很大（滇东北方言除外），差异较大的是词汇。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材料，因此，各方言词汇彼此不同的很多，当然会影响到彼此通话。并且，既然词汇差别较大，语音上也就差异很大了。这里不可能详细列举各方言之间词汇、语法、语音互相差异情况的实例，但可以简单写出东、中、西三大方言词汇比较的异同数字。我们在东、中两方言中用二千零二十八个词作比较，发现同源的词七百九十四个，占总数的39.15％，不同源的词一千二百三十四个，占总数的60.85％；在东、西两方言中用一千九百五十四个词作比较，发现同源的词七百一十四个，占总数的36.54％，不同源的词一千二百四十个，占总数的63.45％；在中、西两方言中用一千九百七十八个词作比较，发现同源的词六百七十九个，占总数的34.18％，不同源的词一千三百零二个，占总数的65.82％。我们又在东、中、西三个方言用一千九百五十个词共同比较，发现共同同源的词三百六十一个，占总数的18.51％；共同不同源的词一千零七十六个，占总数的55.18％；其他两个方言相同和一个方言不相同的词五百一十三个，占总数的26.31％。从这些数字中也看出了这三个方言的词汇，相异之点比相同之点是要多一些的。
苗族应创造几种文字
很明显，苗语有三个比较大的方言（东、中、西）。这三个方言不论在语音、语法上都各有特征，但毕竟有许多相同之处，而主要的区别是在词汇上。由上面的统计数字看来，给这三个方言创造一种文字或给两个方言创造一种文字都有实际的困难。比如说给三个方言创造一种文字，选定中部方言为基础方言，选这个方言区一个地方的语音为标准音，那么东、西两方言的人学这种文字时要死记多一半在自己方言中不使用的词，另外一少半的词也得死记一大部分，因为我们说某些词同源，只是从语源学上证明出来的，在听觉上有时相差很远。例如中部方言把“盐”读做?i，西部方言读做nt?e；东部方言把“房子”读做pl??，中部方言读做tsei；中部方言把“黄”读做f??，西部方言却读做ka?；东部方言把“高”读做?ε，中部方言却读做xi。经我们比较研究的结果，证明?i和nt?e，pl??和tsei，fa?和ka?，?ε和xi都是同源的字，非基础方言的人学这些同源词，当然要死记。我们将要创立的是拚音文字，而学习文字的又不都是语言学专家，如果创立一种文字，尽管同源的词再多，也解决不了学习上的困难。再比如说给西部方言创立一种文字，而给东、中两方言合起来创造一种文字，那么把东、中两方言文字的基础方言定为中部方言，则东部方言的四十万人不好学；定为中部方言，则中部方言九十万人不好学。因此，我们建议给苗语的三个大方言各创立一种文字。
滇东北方言原有一种拚音文字，是五十年前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emual pollard）创造的。字的形状颇像方块的汉字，每个音节由一个大字母和一个小字母组成。大字母是声母，是构成音节的主体；小字母是韵母，加在大字母的上方、右上角、右侧、右下角，表示音节的声调。例如?读作〔La?〕（将要），?读作〔La?〕（别人）或La?（骂），?读作〔L?a?〕（投）或〔L?a?〕（伸入），?读作〔La?〕（也）或〔La?〕（快乐）或〔L?a?〕（游泳）。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这种文字有很大的缺点，它既不能正确地表示声母和声调，同时又不能连写。1950年苗族人士曾把它修改了一次，但仍不能克服连写和印刷上的困难。现在苗族大方言区的文字就要创立了，我们将采用和汉语拚音文字形式相同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字母。这样一来，二百五十多万苗族就只有十万人使用另一种字母形式的文字了，这很不利于苗族相互间的交际和未来苗文的统一。为此，滇东北方言区的人民已普遍提出要求改革旧文字，愿采用苗族共同的字母形式。我们认为这种要求是正确的，应当在给其他方言创造文字的同时，给他们进行文字改革的工作。
黔中南一带的苗语，互相分歧较大，我们调查、研究的时间也短，因此，将来是否给他们共创一种文字或分别使用其他方言的文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基础方言和标准音问题
如果给东部方言创立一种文字，可用它的西部次方言做基础方言，而由它的西部土语中选一个点的语音做标准音。我们以为湖南花垣县的吉卫乡最好，那里正是东部方言苗族聚居的中心，那里的话至少有三十万人可以完全听得懂，有八万人稍加注意也可以基本上听懂。以这个点的语音做标准音设计出来的文字，极便于方言区内绝大多数的苗族学习。
如果给中部方言创立一种文字，可用它的北部次方言中的北部土语做基础方言，而从贵州炉山县的凯里附近选一个点的语音做标准音。北部次方言中的北部土语通行的范围最广，北部次方言各土语区的人听起来没有很大的困难。凯里又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新城市，位于清水江边，沿江而下，可以到台江、剑河、锦屏一带，沿江而上可以到丹寨、都匀一带，各地苗族常常在这里汇集。这种地理上的条件使凯里一带的苗语具有各地语音的特色。从语音上看，以凯里附近的一个点的语音做标准音，是比较适当的。
如果给西部方言创立文字，可用它的第一次方言做基础方言，而从它的第一土语区中选一个点的语音做标准音。我们觉得标准音的地点选在贵州毕节专区的某一县较为合适。
滇东北方言不是创造文字，而是改革文字。旧文字的标准音点是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坎，我们认为在文字改革时，不必变更标准音的地点，仍以石门坎的语音为标准音，这样对工作是较便利的。
× × ×
盼望了千百年的苗族文字就要诞生了。依照中央的决定，今年公布苗文方案（草案），明年就要试验推行，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
我们提出的苗语方言划分情况和创立、改革苗文的办法都很不成熟，只是供苗族人士和对苗语有研究的同志们的参考。一个民族创立一种以上的文字，在我国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我们的经验很少，希望同志们多给我们批评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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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是不是还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
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是不是还将存在的问题，近几个月来已有若干报刊发表了文章，展开了争论。多数人是肯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仍有唯心主义存在，只是不是在阶级社会中那种意义下的唯心主义。他们认为只要产生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存在，唯心主义就会继续存在，而且，那时阶级的根源虽然消灭了，但社会的根源也还存在着。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唯心主义是唯心观点的总体系，它的出现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到共产主义社会，产生唯心主义的阶级根源既已不存在，就不会再有唯心主义了；人们认识上的主观和客观不相符合的情况，不能被称为唯心主义。
10月10日武汉长江日报以“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没有唯心主义？”为题，介绍了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暑期理论教员进修班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
在讨论会上，有些同志基于下述理由认定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会再有唯心主义。他们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哲学上的派别反映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在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早已消灭了，因此不可能出现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哲学派别；不仅不会有唯心主义的派别，而且不会有唯物主义的派别。那时存在的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所引起的对现实的不正确的反映，可以不把它叫做唯心主义。作为世界观的唯心主义乃是唯心观点的总的体系，不能把还没有构成体系的一些观点也叫做唯心主义，自觉的唯心主义者和不自觉地犯了唯心主义错误的人也应该有所区别。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犯的主观不符合客观的错误不是从唯心主义体系中产生的，也不可能构成唯心主义体系，而犯错误的人和错误的性质，也不是有意识地替反动阶级利益作辩护，因此，只能叫做唯心主义观点或唯心思想，不能夸大其为唯心主义。有人说：这时候，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已转化为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了。
反对上述看法的人认为：对产生唯心主义的根源的分析必须和历史条件联系起来，不能把共产主义社会里的唯心主义和阶级社会里的唯心主义理解成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可以以新的形态继续出现。他们认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是永远不能消灭的，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存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主观和客观、先进和落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反映；只要这些矛盾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就会存在。有人认为，不管将共产主义社会的唯心主义叫做“唯心主义观点”也好，“唯心思想”也好，将唯心主义区分为构成体系的和没有构成体系的也好，自觉的和不自觉的也好，它们实际上都是以意识为第一性的，归根结底都是唯心主义。不能把恩格斯的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定义说成仅仅指哲学派别而言，应该强调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才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据。有人并提出了唯心主义的产生只有一个认识论的根源的说法，因为它是任何社会产生唯心主义的共有的根源。有人反对这个说法，说：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任何社会中都有两个，即认识论的根源和社会的根源。社会根源在阶级社会中是指阶级原因，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则是指先进和落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因此，说唯心主义的产生只有认识论的根源是不妥当的，没有根据的。
学习杂志11月号刊载了庞朴的文章，他也主张用“社会根源”这个概念来代替“阶级根源”。他说在这个概念中，既包括有“阶级根源”的全部内容，也容纳了哲学的其他一些物质根源。他说：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人们产生错误认识以至唯心主义的主客观条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比之过去丝毫也没有减少，只是在其社会根源上，起了巨大变化。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根源在社会根源中起着主导作用，其他社会根源，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先进和落后的矛盾等等，不显得重要，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这些矛盾就成了产生哲学的社会根源的主要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自觉地站在矛盾的保守方面的人和集团，将慢慢地减少下去，但不自觉地站在矛盾的保守方面的人和集团，却永远不会消除，因此唯心主义将在这一部分人的思想中产生出来，并在他们中间流传下去。那时唯心主义的“纯粹的”形式，将是唯心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形态，它将不是公开主张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的学派，而将是同很多真理的字句掺和在一起的，归根结底承认思维第一性的思想观点。
8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徐顺教的“为什么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一文。作者也认为由于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仍存在，所以唯心主义仍然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就会存在。他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要求客观服从主观，因此都是唯心主义。他批驳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只有认识过程中的个别错误，没有唯心主义”的看法，他说，这种认识的错误在于片面地理解唯心主义，只承认成为错误的思想体系的才算唯心主义，而否认唯心主义的其他表现形式，更不了解主观主义实质就是唯心主义。解放日报在11月5日发表了康平的反对意见，他批评了徐顺教的“凡是人们的主观认识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便是唯物主义；凡是歪曲地反映客观现实的，便是唯心主义”的论点。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判明是否唯心主义的界限并不在于主观是否符合于客观，而在于主观是否硬化或僵化。”对错误的思想能及时改正的人不能称之为唯心主义者，应该称之为唯物主义者；对于这种及时改正的错误，也不能称之为唯心主义的错误。此外，他认为徐顺教仅仅指出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的根源而忽视其社会的根源是不对的。（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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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1956年第三期苏联“经济问题”杂志，刊载了弗·阿尔希莫夫、雅·柯特科夫斯基写的一篇论文：“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确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志是生产的绝对数量和按人口计算的产品量，而且把后者作为主要的标志提出来。这篇文章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仅取决于生产的绝对数量，而且首先取决于按人口计算的产品量。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品产量越高，则国家的经济实力就越强，消费水平也越高。”这篇文章发表后，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于1956年第六期刊载了尼·拜伊巴可夫的“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和远景规划的重要问题”一文，对于上述论点提出了批评。拜伊巴可夫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标志是工业生产的总量，而不是首先取决于按人口计算的产品量。例如，苏联在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品产量方面还落后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按经济实力来说，苏联却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伟大的工业强国。又如只有九百万人口的小国比利时，按人口计算，钢的产量同美国相等，比英国和西德多半倍以上，但不能因此就说比利时的经济实力同美国相等，并超过英国和西德。他说：“工业生产，特别是按人口计算的重工业产品数量越多，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因为这通常要以更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更高的消费水平为前提。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于工业生产的总产量。”
1956年第九期“经济问题”杂志发表了尤·奥里谢维奇给编辑部的来信。他认为前面的两篇文章对于这个问题持了机械的态度。奥里谢维奇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标志至少有五种，而且在比较时不能分割开来，应统一地加以考察。他举的五种标志是：（一）生产的总量并考虑到生产的结构；（二）按人口计算的产品量；（三）资源的储备；（四）生产增长的速度；（五）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他还特别提到在衡量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实力时，不仅看它本国的生产，而且应该看这个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至于衡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那么它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发展的各种指标，也就是衡量彼此合作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最后，他建议苏联经济学家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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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苗族和布依族有了本民族的文字
据新华社贵阳讯 苗族文字初步创制成功。10月31日到11月7日在贵阳举行的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经过热烈讨论后通过了创制三种苗文和改革一种苗文的决议。从此，分布在七个省的、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二百五十多万苗族人民，有了本民族的文字。这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召开的。在会议期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尹育然、苏联语言科学家谢尔久琴柯等就语言科学和创制苗族文字等问题，相继作了全面而精湛的报告，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
又讯 从11月4日到7日在贵阳市举行的布依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通过了“布依族文字方案”（草案）。从此，布依族人民有了本民族的文字。
布依族人口有一百二十五万，居住在贵州省南部河谷地带和山区，和广西省的僮族地区相连，从事农业生产。根据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调查材料证明，布依语和僮语关系密切，属于同一语支。因此，为了便于文化的交流和联系，会议在热烈讨论之后，决定采取布依文和僮文建立文字联盟的方针，布依文在字母形式、拼写规则和语言规范上，尽可能地和僮文取得一致，但也照顾到布依语的特点，以便于布依族人民的学习和使用。
会议建议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经常和广西省僮族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联系，会商有关布依文和僮文共同发展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促使这两种文字逐渐更加接近，最后达到使用共同的标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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