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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跃进中新旧两种力量的斗争
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周林
我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的鲜明旗帜，勇往直前，使社会主义革命步步深入，社会主义建设节节胜利。国民经济大跃进局面的出现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健康发展，充分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密切关系。
在这样无比广泛和深刻的革命斗争中，任何人的阶级本质都会充分地显露出来。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勇士还是懦夫；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忠实同志，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暂时的同路人；是党的路线的坚决卫士，还是背叛人民利益的可耻的逃兵，斗争过程都会将这一切清楚而无遗地揭示出来。
下面举出两个典型事例，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经常有新旧两种力量的斗争，这是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以新的形式和规律进行着的反映。这两个典型事例也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绝不可分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依然需要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任何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中，都一定会有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都绝对需要实行政治挂帅即加强党的领导。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所取得的胜利得到巩固和发展，还需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
两个事例都发生在大跃进的浪潮中，都发生在贵州农村基层组织里，它们代表着新旧两种力量，代表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一个是社会主义方向，一个是资本主义方向。两个事件中的主角，一个是坚决捍卫党的总路线、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斗士；另一个事实证明是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暂时的同路人。
正安县土坪人民公社，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时常遭受一小撮富裕农民的攻击，特别是在今年8、9月间，他们更发出“人民公社不好”、“今不如昔”等谬论。这种进攻，激怒了广大贫农和下中农，更激怒了贫农出身的社员刘绍洲。他当场挺身而起，挥动着他那只在解放前被地主砍断的手臂，当众诉说着他的亲身经历，诉说着人民公社给他带来的好处。最后他坚定地说：“我们不能忘本，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刘绍洲像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一样，在旧社会里受尽压榨欺凌。他租种地主的田地，终年勤劳不息，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吃的是蕨巴、蕨台、树皮，穿的是“秧毡衣”，盖的是“秧毡被”。反动政府抓兵派款，逼得他家时常逃荒，住山洞。即使这样，他也逃不了难。1936年腊月三十，他家连一把年饭米也没有，地主却又来催逼租债了，并要抢去他的女儿作抵押。当时刘绍洲愤然上前阻挡，被地主一刀砍掉了右手。解放后，地主被斗倒了。刘绍洲一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去年办起人民公社，他家的生活更好了。现在，他家有三间新瓦房，三个小孩都在学校读书，他自己给公社养猪。凭劳动收入，一家人吃穿不用愁，不仅有棉被，也有了蚊帐。像刘绍洲这样的人，只要是没有“忘本”的话，怎能不挺身起来同攻击人民公社制度、同攻击党的路线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呢？
现在，刘绍洲正在公社党委、县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挑着行囊，挑着他过去的“千疤衣”“秧毡衣”“秧毡被”，带着他在解放前被地主砍掉的手臂残骨，到各地向群众讲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驳斥一小部分富裕农民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他到了遵义，到了贵阳，至少已有几万人听到了他的讲演，看到了他的新旧两种生活对照的实物展览，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坚定了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刘绍洲只是千千万万觉悟起来的穷苦人民中的一个。同他一样自觉地在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中站稳立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制度，奋起反击一小部分富裕农民的进攻的人，也是成千上万的。农村中涌现出这样一批先进分子，是高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旗帜奋勇前进的骨干力量。任何反社会主义的谬论，都被他们批驳得体无完肤。但是，在这同一个斗争的时代里，也能看到另一种现象，那就是极少数的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对革命不坚定的分子，在富裕农民的进攻面前，表现怯懦、动摇和没有气节，作了富裕农民意见的传声筒，甚至直接成为向党的总路线进攻的急先锋。
差不多就在刘绍洲挺身而起反击富裕农民进攻、坚决保卫社会主义的同时，和正安县呲连的沿河县甘溪区，有一个乡长叫蒋玉昌，他带头向党向人民下了战书，提出了一整套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纲领。他这个纲领（也就是他的建议书）很长，这里不可能全文引出，只举其中的几个主要点来谈谈就可以了。
蒋玉昌建议书的题目是“对改建农业生产管理和商业活动的建议”。请看，他是要怎样来“改建”我们的农业和商业的。他“改建”农业生产的基本点，就是将一切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森林、水利、基建和大型农具，“分别租管到生产户”，由各生产户按年或按作物期，向国家或集体交纳一定数额的产品。“实行各生产户经营自治，盈亏自负”。不用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单干的建议，是要把已经集体化的土地、森林、水利和农具等，重新分归各人私有。但蒋玉昌狡辩地说，他这不是主张倒退，不是主张恢复单干。至于他在“改建”农业方面的其他一些建议中，有解散集体食堂，有提倡雇工自由，有要求改变现行的分配制度等，这里就不必去说了。
他在“改建”商业的建议中，基本点是主张“开放自由市场”，恢复私营商业。照他说，“取消一切限制、封锁，发展零购、零销商”，“既促使生产者、运输者的积极性”，又“减轻国营商业部门在购销环节上的负担”。总之，他认为恢复私商是好处无穷的。他并说，恢复私商是“发扬历史传统习惯，购销兼营、农商兼营、工商兼营”。如果照蒋玉昌的建议做去，必然是也只能是人剥削人的旧历史的重演。
从蒋玉昌的建议书中，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反动纲领尽管提得极为露骨，但他不敢正面提出取消人民公社或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话。他只是把人民公社的缺点尽量夸大，把我们工作中的毛病和困难竭力渲染，借以把自己伪装成似乎是出自为党为政府寻找解决问题的动机。这是新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的特点，因为人民公社已得到如此广泛的群众支持，大跃进浪潮已是如此势不可挡，党的总路线已是如此深入人心，要是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正面加以非难和反对，就会立即遭到人民群众的“迎头痛击”的。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觉悟更加提高了，这些人的任何花招手法都枉费心机。自出现大跃进局势以来，自建立人民公社以来，各种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各种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意见，已被广大群众多次地驳倒了。
刘绍洲和蒋玉昌这两个事例，都是一定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自然现象。不过，刘绍洲代表着农民的绝大多数，代表着农村占压倒多数的人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要求，而蒋玉昌则是代表富裕农民中的一小部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抗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留恋。他们的行动都带有浓厚的阶级本色。蒋玉昌不同于刘绍洲的地方，是他出身于生活较富裕的家庭，本人原是个小知识分子，虽当过几年干部，受过党和共青团的多年教育，但他的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因而他在当前农村的阶级斗争中，成为一小部分富裕农民反抗社会主义的代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述两个事例，又一次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只要还存在着阶级区别，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阶级斗争就不会停止。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为止。今年8、9月间，正是我国农村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阶级斗争高一阵的时候，刘绍洲和蒋玉昌这两个正面和反面的代表人物，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决不是偶然的。
既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在一种新的规律和形式下进行着，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在一切建设事业中强调政治挂帅和党的领导的作用。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项建设工作不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甚至连技术改革这样的事，也不可能例外。近年来，我们在农村为贯彻“农业八字宪法”而进行的斗争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是些什么人阻挠“农业八字宪法”的贯彻呢？是些什么人反对深翻土地、反对合理密植和反对推广新式农具呢？考察起来，绝大多数场合是一部分富裕农民。他们反对这些，其目的是企图同党争夺农业生产的领导权。他们企图证明党和人民政府不能领导农业生产，企图证明农业生产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也能够发展。当然，党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也和其他一切政策措施一样，得到了绝大多数农民的积极拥护，并在农业生产中认真贯彻。实际情况是，近几年来我们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地获得大增产、大丰收，就是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的具体成果，也是农业技术改革方面阶级斗争的胜利成果，当然也是坚持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的胜利成果。
可见，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是围绕着加强或削弱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作用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既然如此，党提出的政治挂帅的方针，就更为重要了。既要在一切建设事业中实行政治挂帅，那么，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强调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以及培养一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忠于社会主义的又红又专的新型知识分子队伍，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了。
有些同志，似乎以为只要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便算大功告成。事实证明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胜利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不断地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才能保证巩固和发展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而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制定的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及为实行这些总路线所提出的一整套方针，无疑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历史已在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党的总路线和实行总路线的一整套方针，以及我们在贯彻党的总路线和这些方针中所取得的主要经验，其意义和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团结在党的总路线的旗帜下，为争取1960年各项建设工作中的继续跃进和更大胜利，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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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立大志，展宏图
吴传启
立不断革命的雄心大志，展改造世界的宏图壮举，是我们这个跃进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正在蓬勃发展着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
“英雄立下凌云志，不治黄河誓不休！”这是我国人民要坚决驯服黄河的雄心大志。继1958年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的伟大胜利，山东省腰斩黄河的位山枢纽合龙工程，又在今年胜利地完成了。千百年来，这条一直难以驯服的河流，就将这样地逐渐为人民所降伏，变成听人使唤的“巨龙”。大禹治水的神话，比起我们今天所创造出来的奇迹，不是宛如星星与太阳争辉吗？
至于长江呢？1956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毛泽东同志曾经写道：“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曾几何时，继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胜利建成以后，重庆的长江大桥又已建成了；第三座长江大桥不久也要动工了。对于我们时代的英雄人民来说，过去关于改造大江大海的幻想的神话，都可能逐步使之变为美丽的现实。
这种立大志，展宏图的共产主义风格，从1958年以来，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全民的风格了。跃进再跃进，一年胜一年，一浪接一浪，一浪高一浪，正是我们这个跃进时代向前发展的伟大趋势。在广大农村里，从1957年冬就开始的治山治水治土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今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如湖北省各地的群众运动起来以后，通过大协作和大搞工具改革，使农业基本建设的速度不断地加快了。许多河流、荒地、山丘，在几天、几十天之间就变了样子。湖北应山县和安陆县，在一个多月内各开荒地的亩数，比两县原有的耕地还多。“要江河听使唤，要穷山变富山，要薄田变良田”——我国人民群众这种改造世界的大志宏图，正在随着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的高度发挥，他们的英雄风格的日益发扬而变为推动大跃进的伟大动力。
这种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从1958年以来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的蓬勃发展，意味着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获得了解放。适应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跃进的客观要求，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伟大号召。立大志，展宏图，做自然界的主人翁，做文化、科学、技术的主人翁。几千年来，由于封建压迫和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在劳动人民精神上所造成的负担：如像那种迷信、自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那种被压抑的精神状态，可以说是都被劳动人民的冲天干劲一扫而光了。
风格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我们正处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解放的飞跃时代，“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其心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既然世界是发展的，社会是发展的，时代是发展的，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哲学；那末伴随着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斗争的飞跃发展，作为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作为表现时代精神的风格，当然也是发展的。表现我们时代精神的这种全民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是史无前例的，它的蓬勃发展，说明了我们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任何人，对于这个伟大的新形势，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在我们的一切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敢不敢立大志，敢不敢展宏图，就看他对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就看他对于当前这个发展着的新形势是否有足够的估计。
如果一个人对当前这种伟大的新形势缺乏足够的认识，如果依然迷信自卑，看不见自己的力量，不敢想不敢干，又哪能有什么大志宏图可言？有的人有一种迷信，外国没见过的就不敢想，“前不见古人”的事就不敢干，书无记载的就不敢为，如此等等，则其志安能大？其图安能宏？因此要立大志，展宏图，就得继续不断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正确认识当前的形势；破奴隶相，立共产主义风格。
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来说，那些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看问题的人们，当然是只会促退而不会促进的，更谈不上什么大志宏图了。他们对于国家的建设，无发奋图强之心；对于资产阶级的一切旧东西，却有奴颜婢膝之态。他们不敢依靠群众，势如破竹地一往直前，而是害怕群众，忧心忡忡地寸步难移；他们害怕革命的变革，怕变则“乱”了旧秩序，特别是害怕人民群众的干劲，怕这种伟大的革命干劲冲毁了私有制的老根。这种精神状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风格的反面，是一种资产阶级垂死之际的没落感，即所谓世纪末的悲哀情绪的反映。
有一些人，革命意志严重衰退，缺乏崇高的革命理想，没有远大的奋斗目标。不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而是“中庸之道”，甘拜下风。心无大志，胸无宏图。因而对于任何事情，总是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真是半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是一种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同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可说是相距十万八千里。如果谁不甘愿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就必须彻底抛弃这种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
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面前，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表现呢？主要原因就是个人主义的根子在作怪。一个人如果坚持个人主义的卑下之志，就不能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如果坚持个人主义的微末之图，就不能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壮举宏图。如果一个人心目中只有“小己自私”，只知“忧己忧私”，只有“为己为私”之志，毫无“为国为民”之图；这样的人，此“志”此“图”不破，其大志宏图又怎能立得起来，其风格又怎能高得起来？所以要立共产主义的大志宏图，就必须大破个人主义的卑下之“志”，微末之“图”；就必须彻底抛弃个人主义的思想包袱，从个人主义思想的重重束缚下解放出来。不破除个人主义思想，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的生活的主人翁。
一个人能够以六亿人民之志为志，气吞山河，其志才大；能够以六亿人民之图为图，势如破竹，其图才宏。当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融化为一体时，就必然对革命抱无限的信心，产生无穷的力量，爆发出冲天的干劲。只有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坚决相信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有大志宏图，才敢于藐视一切困难，提出先进的奋斗目标，无所畏惧。在我们这个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需要大批这样敢想敢干的新人。
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在党的总路线的照耀下，从1958年以来，不断涌现出了大批具有这种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他们敢于坚持真理，破除迷信，敢于立大志、展宏图，树立先进的革命旗帜。他们具有大公无私、虚心学习和机智勇敢的高贵品质。“见先进就学，见困难就上，见落后就帮，见荣誉就让”，这就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新人的伟大风格。1958年以来的全民大跃进，既是生产大跃进，又是思想大跃进；既表现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又表现于共产主义思想建设的大跃进。特别是这种共产主义思想建设的大跃进，这种共产主义风格的蓬勃发展，更是“移风易俗”的百年大计，对今后跃进形势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建设全新的社会，必须培植全新的人；伟大的时代，发展了伟大的风格——共产主义风格。
这种伟大的发展趋势表明，我们革命和建设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人民群众的干劲一天比一天高，共产主义风格一天比一天发扬光大。今天，我们继1958年大跃进以后，又胜利地走过了跃进的1959年。际此岁尾年头，在我们的生产和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在完成今年跃进计划的基础上，必须认清伟大的新形势，立大志，下决心，展宏图，鼓干劲，进一步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迎接新的跃进的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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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雄心壮志迎新年
下大决心 立大志气
“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屈”，这里所说的志，就是奋斗目标。坚定的为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奋斗，就是无产阶级的雄心大志。“夫志，气之帅也”。
是的，志，有大有小。志不同，气亦各异。
有一种志，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志，这般志士的奋斗目标，说到顶，也不过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也曾经干过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路人。而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的“志”实现了，于是就“踌躇满志”起来，再不想“越雷池一步”。这种民主革命之志与共产主义之志相较，该是何等的渺小！
和这种“志同道合”的另一种志，就是个人主义之志。这种人闹革命、搞建设，万变不离其宗，反来复去，只是为了个“我”字。对“我”有利的，干劲就“油然而生”，对“我”不利的，就来个“干不干，二斤半”，心灰意懒，埋怨“不得志”。
还有一种人不妨称它为“无志”，因为他们是“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他们对革命事业表现疲沓、松懈，他们不是把困难踩在脚底下，而是把困难挂在嘴边上。由于作为他“滑”的动力仍是个人主义，那他就越滑离社会主义越远，一定要“滑”到资本主义泥坑中去。
志如此之不同，归根结蒂，是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出发，就产生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志。个人主义之志，也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者，更是代表着没落的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有些同志身为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又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革命斗争的锻炼，连革命的志向，世界观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呢？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人的志向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当前我国仍然存在着复杂的阶级斗争。因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必然腐蚀我们革命队伍中不坚定的同志。这是客观的影响。但是，问题不止于此。为什么在同一个环境中，很多同志却未受影响呢？可见，客观的影响是一回事，主观的努力又是一回事。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有些同志所以容易受小资产阶级甚至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影响，或者是由于他本身就是出于非无产阶级，而又缺乏自我思想改造，或者是由于他不注意个人思想修养，在思想上缺乏“抗毒素”。因此，要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雄心大志，就必须“脱胎换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改变立场。当此反右倾、鼓干劲，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时刻，正是清算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雄心大志的最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奉劝无大志者当机立断，好自为之。（摘自12月23日辽宁日报王世林、那维群：“立大志展宏图”）
立大志 此其时
有各种各样的志。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艰苦奋斗，要报亡国之仇，这是志；项羽见到秦始皇，说：“彼可取而代也”，这是志；资本家天天想着如何加强剥削，吞掉或挤垮别人的工厂，扩大自己的工厂，也是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也是志；……。一个人，不可能没有志，也不会没有志。问题在于立的是什么样的志。
我们要立的是无产阶级的大志。什么才是我们无产阶级当之无愧的大志呢？这就是改变祖国贫困落后的面貌，改变地球的面貌，这个任务，除了无产阶级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之外，谁也没有本领（也不愿意）担负起来。有了这样的大志，人们就会干出许多惊天动地的业绩。荒山变成了花果山，穷队赶上了富队，平地建起了工厂，高山出现了河流，这里有“管天小组”，那里是驯海英雄。
你看，在我们中间，立下了大志的人何止万千！但是，在我们中间，也还有这样的一些同志，他们的干劲鼓得不够足，他们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发挥。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形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迫切的要求：人人都要来立大志。
有的人不敢立大志，他们怕立大志会变成个人主义者。的确，有的人立的是个人主义的“大志”。他们只想到自己要干出一些什么名堂来达到个人名利双收的目的。其实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志不但极其渺小，而且卑鄙，一定会碰壁的。我们必须反对这样的“志”。但是，要克服个人主义，第一个办法恰好就是立大志——立无产阶级的大志。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实现大志的非常有利的条件。行行业业都可以立大志，男女老少都可以立大志。因为每一个工作岗位、每一个人都同建设社会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作岗位平凡吗？切肉丝、剥虾壳，可算平凡了吧？但是，广州的王二珠用二分十秒五的时间切完一斤肉丝，郭丽英用一分十八秒三的速度剥完半斤虾的壳，她们的成绩就不平凡。在她们的心目中，加快了切肉丝、剥虾壳的速度，意味着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
一年就要过去了，新的，更加美好的一年就要到来了，这样的日子，是重新认真思索一下自己的志愿，并且是决心立大志的最好的日子！
（摘自广东“上游”牧惠“立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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