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野心家的自画像
——剖析江青的一首黑诗
钟广屏
一九七四年夏季，江青拍了一幅山水照片，又诌了一首歪诗，拿给《中国摄影》刊物去发表。江青做贼心虚，不敢署上自己的大名，但又想拐弯抹角地让读者知道这是她写的，于是，以当年秦始皇在她的家乡——山东诸城所建的“琅玡台”作笔名。江青再三叮咛编辑部为她保密，对谁也不准说，特别是不能泄露作者的姓名。不久，编辑部把江青的歪诗排出清样送给她看，她又突然变卦，不许发表了。但是，收回是可以的，赖掉是不行的！既然江青把毒草放了出来，我们革命人民就有责任把它锄掉。
江青的这首黑诗共四句：“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在这首黑诗里，江青以咏山水为名，把她妄图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和盘托出。
“江上有奇峰”。江青开门见山，把自己比喻为“奇峰”。唐朝诗人钱起在《省试湘灵鼓瑟》一诗中写道：“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看来，当年江青就是取了后一句的首尾二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如今，又把这句古诗改头换面，“数峰青”变成“有奇峰”了，表明江青的野心随着地位的提高而更加膨胀。江青在发表摄影作品时不是曾经化名“峻岭”吗？“奇峰”也好，“峻岭”也好，都是江青政治野心的自我写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再也按捺不住篡党夺权的野心，急不可待地破门而出，四处游说，叫嚷什么“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做二十世纪的中国“女皇”，这就是江青这首黑诗的核心和要害。
大野心家江青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打着毛主席的旗号，送材料，作演说，到处招摇撞骗，捞取政治资本。毛主席明察秋毫，及时戳穿了王张江姚“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并且对江青约法三章。对此，江青恨得咬牙切齿，到处散布她在中央“挨整”，“受迫害”，“跟在监狱差不多”。在这首黑诗里，她用“锁在烟雾中”一句，集中发泄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刻骨仇恨，真是反动透顶！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两句，一方面流露了这个大野心家的怨恨；一方面也暴露了她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狰狞面目。江青是个化妆成“美女”的白骨精。她同一切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一样，“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使人“寻常看不见”。但是，江青“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她的反动本性和永无止境的野心决定了她必然要寻找一切机会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当江青“寻常看不见”的时候，并不是她变得规矩了，而是在“潜伏爪牙忍受”，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当她认为时机到来时，就破门而出，杀气腾腾地“露峥嵘”了。江青的每露一次“峥嵘”，都是向毛主席、党中央的一次进攻，都是向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次献媚。什么“偶尔露峥嵘”！把“露峥嵘”改为“露狰狞”不是更确切些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江青登基心切，她的表演格外充分，反革命狰狞面目也就暴露得特别彻底。江青的“真容”完全暴露之日，也就是她彻底垮台之时。
江青的这首黑诗，是她这个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的自画像，是她妄图篡党夺权的自供状，是她射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枝毒箭，也是她反党反人民的铁证。这首黑诗抛出不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这是对江青的彻底揭露和沉重打击，也是对她的这首黑诗的切中要害的批判。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革命的洪流冲垮了“江上”的“奇峰”，江青的“女皇”梦也化为泡影。“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在我们热烈欢庆华主席为我党领袖的时刻，让当代的白骨精捧着她那顶永远也无法戴上的皇冠哭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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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姚文元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
甘竞存
姚文元这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文痞，长期以来，披着“左派”的外衣，招摇撞骗，以鲁迅的“继承者”自居，欺世盗名。他写过一本《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以下简称《巨人》），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
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应该是我们学习和研究鲁迅必须永远遵循的。而姚文元在《巨人》一书中多次吹嘘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瞿秋白，把瞿秋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就重视鲁迅的贡献”。姚文元认为毛主席的著作，仅是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作了“评价”，而瞿秋白却是“对鲁迅的思想发展和他的杂文的革命意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总结，粉碎了各种贬低、攻击鲁迅杂文的谬论”。这真是颠倒黑白，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历史。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鲁迅，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主席不但对鲁迅战斗的一生作了极高的评价，指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而且对鲁迅的作品进行了十分深刻、十分精辟的科学分析和概括。特别是对鲁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一边，同瞿秋白、王明机会主义文化路线所作的英勇斗争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总结，彻底粉碎了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包括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歪曲鲁迅、诬蔑鲁迅的种种谬论。毛主席关于鲁迅的一系列光辉论述，是我们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唯一正确的指针。反党分子姚文元以研究鲁迅为名，恶意贬低毛泽东思想，充分暴露了他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姚文元大肆吹嘘“瞿秋白的论文”是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指瞿作《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事实上，瞿秋白把早期鲁迅说成是一个排斥唯物论、蔑视群众的尼采“超人哲学”的信徒；他否认“五四”时期的鲁迅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展开英勇进攻，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还否认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后期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敌人的反革命“围剿”，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总之，瞿秋白的“论文”歪曲事实，篡改历史，把伟大的鲁迅糟蹋得不成样子。
瞿秋白是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他的错误路线曾经给中国革命（包括文化战线）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姚文元由于本来就是反动文人、叛徒的“世家子弟”，一贯奉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就决定着他爱谁恨谁，决定着他象苍蝇逐臭一样把机会主义路线的货色当作宝贝，到处叫卖，并且妄图鱼目混珠，以假乱真，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鲁迅说得好：“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我们以毛主席关于鲁迅的一系列光辉论述为指针，读一读鲁迅著作，再查一查瞿秋白是怎样“总结”的，姚文元又是怎样“研究”的，便会真相大白。
就是这个姚文元，紧跟在瞿秋白的屁股后面，把鲁迅“五四”时期在共产主义文化思想领导下所写的战斗性极强的革命著作说成是资产阶级“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他诬蔑鲁迅“五四”时期的“许多文章都是从个人生活出发的”，“这也就是瞿秋白同志所说的通过个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方法，其中自然也有不少个人的生活琐事”。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既然是“个人问题”、“个人的生活琐事”，还谈得上什么社会意义呢？又怎样去“照耀”呢？这明明是公然否定毛主席所说的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就是这个姚文元，学着瞿秋白的腔调，夸大“鲁迅早期思想上唯心主义的缺点”，渲染鲁迅前期“进化论”思想的局限性，甚至胡说什么鲁迅直到一九二七年还没有毅然抛弃“旧的立场和旧的思想”，以致在“四·一二”政变和“四·一五”大屠杀以后，鲁迅精神上产生了“幻灭似的感觉”。这无异是对鲁迅的侮辱与诽谤！鲁迅当时公开引用列宁的教导，鼓舞人们“永远进击”，这是没有抛弃“旧的立场和旧的思想”吗？鲁迅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这是精神上产生了“幻灭似的感觉”吗？
姚文元研究鲁迅的指导思想还有另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的反动观点。如果说，他在“研究”鲁迅前期思想和创作的时候，以瞿秋白错误路线为指导，那么，他在“研究”鲁迅后期思想和创作的时候，就是以王明错误路线作为指导思想了。
在《巨人》这本书中，姚文元直接引用了周扬等“四条汉子”的许多修正主义观点，认为鲁迅走着一条“精神界之战士”的道路，宣扬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他还肉麻地吹捧周扬是“党的化身”、“进步文艺界的代表”、鲁迅的“战友”，在他们的“领导”下，“左翼作家结成了坚强战线”、“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等等，不一而足。
在《巨人》这本书中，姚文元为了掩盖周扬等在三十年代推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行，对鲁迅后期著作肆无忌惮地进行篡改和歪曲。鲁迅批判“空头文学家”，明明是针对“四条汉子”专搞分裂，“故作激烈”的病根，姚文元却说这是讽刺“文坛上用文学家的空名来为自己弄钱的那些资产阶级文人的卑劣”。鲁迅强调对于“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明明是痛斥“四条汉子”的鬼蜮行为，姚文元却说这是“反对虚伪的‘面子主义’”。鲁迅讽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论调，明明是揭露“四条汉子”结党营私，“自有一伙，狼狈为奸”，大搞宗派主义，姚文元却说这是反对封建道德，反对“以朋友感情代替原则的倾向”。诸如此类，不胜列举。总之，姚文元对鲁迅的歪曲达到了不择手段、厚颜无耻的地步。凡是鲁迅对周扬等“四条汉子”的尖锐批判，在姚文元的笔下统统都不见了，或者变成了“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对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姚文元在这里撒下了弥天大谎，转移读者视线，抹煞路线斗争，真是费尽心机，不遗余力。
在《巨人》这本书中，姚文元曾经一再声称他重点在“研究鲁迅后期在政治、思想斗争和文化斗争上的主要战绩”。既然如此，为什么他闭口不谈鲁迅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丰功伟绩呢？为什么闭口不谈鲁迅特别憎恶和鄙视那些“拉大旗作为虎皮”搞机会主义的“蛀虫”，并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呢？从表面上看，姚文元对三十年代两条路线斗争似乎是完全避而不谈，实际上，他是站在错误路线一边，疯狂反对鲁迅、围攻鲁迅，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五七年夏季，周扬等人利用他们窃据的领导地位，通过《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肆意歪曲事实，篡改历史，为三十年代“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翻案，诬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假鲁迅先生之手打击左联，打击地下党”。又是造谣，又是攻击，气焰嚣张。正好在这个关键时刻，姚文元也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一面为周扬等“四条汉子”大唱颂歌，一面攻击鲁迅“对有些情况是不清楚的”，“甚至误解”。他指桑骂槐地诬蔑鲁迅“挑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分裂进步文艺界”，参预了“打击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的反党活动”。好大的罪名，好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姚文元不是吹嘘自己是“一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不是吹嘘他一贯反对周扬等“四条汉子”的错误路线吗？《巨人》这本书白纸黑字，罪证如山，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他的画皮，有力地证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长期以来，姚文元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一名走卒，是反对鲁迅、围攻鲁迅的一名打手。他善于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甚至凭借这种手段，混了一个“左派”的名声，爬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位。但是，正如鲁迅所说：“凡有狐狸，尾巴终必露出”。不管姚文元怎样善于隐蔽自己，也不管他怎样狡猾善变，他的狐狸尾巴还是给革命人民揪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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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用主义的破烂货
——斥姚文元的所谓“革命”美学
李泽厚
“四人帮”的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姚文元，紧紧控制舆论工具，竭力鼓吹封资修。这个不懂马列却自封为“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文痞，在文化大革命前，连篇累牍发表了大量文艺评论和所谓美学文章。他自封一贯反对修正主义黑线，实际上这些文章言必称“少奇”和“周扬”。他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一样，手拿帽子和棍子逢人便打，“不准革命”，却又说：“学术问题，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明明这样唱着与彭真一模一样的腔调，忽又摇身一变成了反“二月提纲”的“左派”。于是左右逢源，扶摇直上。所以如此，就客观说，正如毛主席指出，在革命风暴中，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总要混进些坏人；就主观说，则因此人及其一帮素来极不老实，伪装革命，他们用反动的实用主义来冒充马克思主义，以投机取巧搞阴谋诡计。姚文元当年的所谓美学“理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值得剖析一下。以便从头到尾剥开画皮，看看这个“理论家”一贯搞的是些什么鬼名堂。
姚文元曾因所谓《照相馆里出美学》一文而名噪一时。来由是，上海南京路上有家“王开”照相馆，在一九五八年，经过职工讨论，对橱窗陈列有所改革。姚文元借此一点，大作文章，认为“改革后的橱窗布置……是王开近四十年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大改革”，于是乎“出美学”了。因之“建议美学界来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他说，“老是停留在概念上不行了。应当有人出来勇敢地放下架子，面向生活，从无限丰富的社会生活中的美学问题出发……，从而打开一条创造性地发展的无限广阔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什么呢？姚文元说，这就是“……研究环境布置、生活趣味、衣裳打扮、公园设计、节日游行、艺术创造、风景欣赏以至挑选爱人等等的美学问题”“请美学家到这里来做文章吧！无数新鲜有趣的问题在等待着你们解答！”
你看，多么革命！马克思主义不是提倡群众路线吗？他就高喊“照相馆里出美学”。马克思主义不是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吗？他就要求美学去研究“生活趣味”、“衣裳打扮”、“挑选爱人”。他总是接过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贴上一大堆“革命”呀、“道路”呀、“生活”呀、“劳动人民”呀等等标签，以便塞进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照他这种理论，原来王开照相馆“近四十年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大改革”，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而是在橱窗布置中出了“美学”。原来“美学界来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不是去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美学和文艺作斗争，而是去研究“衣裳打扮”“挑选爱人”。你说，这到底是“左”得可爱呢，还是右得可怕？当然，我们并不反对真正分析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问题，但象姚文元那样，妄图把讲时装谈趣味的外国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美学破烂，搬进中国，当作“新鲜有趣的问题”，冒充什么“创造性的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则是地道的修正主义货色。“四人帮”在革命旗号下，极力追逐腐朽不堪的“生活趣味”，热中于研究设计汉唐宫服的“衣裳打扮”，以为篡党夺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不也正好是姚文元这种所谓“革命”美学的一次活生生的展现么？
姚文元号召“有人出来……打开一条创造性……的道路”，这个“有人”，也就是他自己，就是表示他自己要“出来”“打开”这条“创造性”的“道路”，建立起照相馆的美学体系。他的《论生活中的美与丑》便是这个“革命”体系的大纲。姚文元列举一大堆经验现象说，“清晨出来，一群群红领巾笑着闹着从街上走过，精神焕发的青年人、老年人在公园里做早操、打拳，托儿所的阿姨满面笑容地迎接着妈妈和孩子……，每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接触这些形象，不都会引起一种美的感觉、引起一种愉快而甜蜜的心情吗？”在姚文元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创造性”的“道路”就这样“打开”了，既避免“老是停留在概念上”，又“新鲜有趣”地“解答”了“美是客观的”。
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在这些“左”得可爱的革命词句下面，露出来主观唯心主义的极右实质。马克思主义认为，美是客观的，现实生活中有美的客观存在。毛主席说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两者都是美。姚文元于是也来大讲“美是客观的”，然而，姚文元并不是从生产是阶级斗争这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实践中，去寻找和论证美的客观根源；相反，而是从所谓“接触”“深切体会”中，亦即人们的主观经验中，去寻找和论证。他的推论过程实际是：因为某些形象“引起一种美的感觉”“引起一种愉快而甜蜜的心情”，于是乎这形象就美了；如果不能引起这种所谓“愉快而甜蜜的心情”，那就不美了。所以姚文元大量用“看到”“觉得”来论证美，例如“我们从鸟儿的飞翔中……看到能够离开地面自由向上飞腾的生活，就觉得飞鸟形象很美”，如果不幸你没有这种“审美能力”，不能因“看到”“鸟儿”“向上飞腾的生活”而“引起一种愉快而甜蜜的心情”，那么世上也就无所谓美丑了，所以姚文元的结论便是：“没有审美能力的主体，也就无所谓美丑之别”。客观事物的美丑决定于主观的美感经验。又岂止美丑，是非、善恶何莫不然，我“看到”顺眼的，“愉快而甜蜜”的，我“觉得”有利、有用的，就是对的、好的、美的，否则就该一棍子打死。一切以我的主观经验为标准。
这本来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杜威写过一本《艺术即经验》，跟姚文元差不多，也是声色俱厉地强调要从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经验出发，认为这才是根本和起点。姚文元不过从杜威那里拾些实用主义的破铜烂铁。反动阶级的代表们在思想实质和世界观上，本来就是一脉相通的。姚文元的照相馆美学的实质是，打着“革命”旗号，搞修正主义，用实用主义来歪曲、篡改、阉割和冒充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从内部来蛀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条“道路”。姚文元这种招牌上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的实用主义，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谬论，最近几年，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年有人批评姚文元，说他这种美学“有点经验主义偏向”。其实，岂止是“有点”“偏向”，是地地道道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本来就是立足于主观经验的经验主义。其实，又岂止是经验主义，而且又是教条主义。搬一些外国例子，念几句革命词句，装腔作势吓唬人，手拿帽子随便扣，是人所熟知的姚文元的一贯伎俩。明明自己是经验主义，却硬要叫嚷别人是经验主义，要反所谓经验主义，用以打击一大批有真正革命经验的同志。他们抱定“有用便是真理”的原则，只要于己有利，什么帽子什么棍子都可以抛出来，打过去。他们捏造罪名，陷害同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便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充分表演和彻底暴露。
近几年来，姚文元等“四人帮”利用窃取来的宣传舆论大权，打着评法批儒的旗号，用这种实用主义来恣意歪曲篡改历史，为他们反对毛主席、攻击周总理，篡党夺权的种种罪恶阴谋服务，达到惊人的地步。他们把剥削阶级的法家人物鼓吹成好象是今天的人民英雄，不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是帝王将相创造历史。毛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被他们篡改成极其庸俗反动的借古喻今的实用主义原则。剥去假面，原来这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创造性的道路”，就是一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理论家”的反动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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